现代生命发展指数调查:六成受访者最担心患癌 肿瘤的真相是什么?

 《小康》 ● 中国小康网   2021-04-08 07:58:39

  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 |《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郭玲

  癌症一直是人们健康的巨大威胁,“2021中国现代生命发展指数”调查显示,国人目前最担心自己得的病症正是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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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年开年,赵英俊和吴孟达两位明星因为罹患癌症离世的消息再次引发人们对于癌症的关注。2021年2月4日,世界影响因子最高的学术期刊《临床肿瘤杂志》正式发布了全球最新癌症数据,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929万例,其中中国新发癌症457万人,占全球23.7%,癌症新发人数远超世界其他国家。“2021中国现代生命发展指数”调查亦显示,国人目前最担心自己得的病症也是癌症。关于癌症的治疗、干预与预防,《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采访了个体化肿瘤优化诊治决议支撑系统(百合肿瘤智库)创始人(海金格首席科学官)孙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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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英

  肿瘤的本质是什么

  《小康》·中国小康网:很多人谈癌色变,肿瘤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孙立英:恶性肿瘤是获得了无限生长的细胞所形成的一个新生物。肿瘤对体内的影响主要是三方面,一个是占位性病变,肿瘤无限生长,占据了正常组织的位置,压迫了正常组织从而影响其功能甚至存活。对肝脏来讲,一点小小的占位也还可以,但太大不行。而对颅腔来说,这种占位危害极大,以致于颅脑肿瘤不论良性或恶性,均作为恶性处理。二是争夺营养物质,迅速生长的恶性肿瘤会把正常细胞的营养物质拿走,从而影响正常细胞的功能和存活。三是肿瘤自身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的因子或激素,破坏人体正常机能。

  究竟哪些因素影响肿瘤?通常我们说有三个因素及其相互作用:遗传、环境和个人习惯。

  第一个是遗传因素。癌症不是遗传病,但大约5-10%的人类肿瘤和遗传有关。癌症的根本是癌细胞的基因发生了突变。如果从父母那里遗传了突变了的致癌基因,子女的患癌机率就会上升。例如,一个女性如果遗传了BRCA(乳癌基因)基因,她成年后患乳癌和卵巢癌的机会就会比没有遗传此基因的人要高。但遗传了致癌基因,是否发生癌症,还受环境、个人习惯等因素影响。

  第二个影响因素是环境,包括生物致癌物如病毒、化学致癌物如煤焦油、物理致癌物如电磁辐射。中国现在的肺癌高发并且是所有癌症中死亡率最高的,是主要因为抽烟吗?不是,是因为多年的空气污染,这种情况北方比南方要严重。在我看来,我们肺癌发病率在未来的5到10年是看不到急剧下降的,因为目前肺癌的发生是多年空气污染作用效果的积累。因此,说环境致癌因素,包括两重意思,一是严重程度,二是时间长度,这正是我们尽早治理空气污染的动力所在。

  第三个影响是个体因素。比如抽烟多患肺癌机会就高,喝酒多患肝癌机会就高,爱吃高脂肪食物患乳癌结肠癌机会就高。个体因素还反映出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患癌后调整精神压力的能力。有相当一部分患者,这个能力不足甚至很差,这往往导致患者在诊断早期就死亡,或病情发展较快,病程痛苦。

  《小康》·中国小康网:很多人都会关心,肿瘤可治吗?

  孙立英: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怎么样能够治疗它?

  我们应该了解这样一点,晚期的癌症,尤其是远处已有转移的癌症,治疗目的通常是减缓肿瘤发展,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命,极少有根治的可能。肿瘤根治依靠的是在肿瘤早期进行外科手术或者放疗。如果想达到根治,必须依靠早期筛查,如果将这一过程再往前推一步,那就是预防,而预防的根本是教育。

  具体来说。现在虽然有很多治癌症的药物,但实际上药物能治疗的肿瘤真是很少。比如现在的好多生物药,实际上它能做的就是让病人多活三两个月,情况好的多活三两年。药物在这个时期只能起到缓解、改善、延长的作用。目前个别的靶药,对个别的肿瘤和极少数的个体,可以起根治作用。但这种案例,不具备普遍性。

  肿瘤要想真正治愈,就是两种方法——切掉或者烧掉,切掉就是外科手术,烧掉就是放疗。但可以使用这两种方法的前提是肿瘤是早期,无远处转移。

  如何才能做到早期发现,那就是要做定期癌症筛查。比如在美国,女性50岁以后年年要做乳腺癌的免费筛查,男性50岁(黑人45岁)以后要做前列腺癌筛查。并且美国将这种免费筛查纳入了法律里边,纳入了保险公司保险条例里面。筛查又叫作体检,有条件的,通过早期基因筛查,人们可以发现几种遗传性癌症的可能性。如果发现这些癌症基因,那么就可以通过锻炼,通过规避一些影响因素、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将得病这个事情往后推移,让它晚发生或者少发生,甚至不发生。

  但是你看现在中国有多少人做体检?边远山区又有多少?

  做定期癌症筛查,首先要有预防癌症这个概念。关于预防,最重要的问题又在于两字,教育。肿瘤的发生和经济因素有密切的关系。有了教育,就能改变生活习惯;有了教育,出去就知道要戴口罩;有了教育,人们的经济能力提高,就可以去做定期体检,可以早发现早治疗。比如结肠癌,如果有教育,就有预防概念,就会有节制地吃高脂肪食物,年纪大了就会做结肠镜筛查,如发现结肠息肉,就会做息肉摘除治疗,这种情况可能只需要几百元或上千元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如没有上述教育和认识,让息肉发展到了癌症晚期,就可能变成10万元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说教育是根本。

  中国目前完成了全国脱贫,并开始防止返贫工程,这注定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之一,对中国的癌症防控而言,这是使癌症逐渐变成慢病并可控的正确途径。

  个体化肿瘤数据的重要意义

  《小康》·中国小康网:对于肿瘤患者的治疗,关键的环节在哪?

  孙立英:对患者就医而言,最关键的环节在医生。

  一个人得了肿瘤,来医院看病,如果他看外科,多数外科医生会说要手术,如果他看放射科,放射科会说要放疗,如果看的是内科,医生可能说你先吃点药。当然,有的病完全不能手术的,外科医生也不会留你。关键就在那个灰色地带。哪一种治疗方案对患者而言是最佳,没有哪一个明智的医生愿意断言,因为任何一个医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都是有限的。可是患者就这一条命,选A就不能选B。

  因为每个个体都不一样,每个肿瘤在不同发展阶段与程度的治疗不一样,每个医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不一样,这导致任何一个个体的癌症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解决方案。这时,就需要个体化肿瘤数据上场了:基于大数据的个体化治疗可以大显身手。我们有个900余万肿瘤的大数据库(百合肿瘤智库),有两个主要功能,找同质化患者和优化诊治。

  第一,构建同质化患者数据集。个体患者在哪一个年龄段、哪一个性别、哪一种肿瘤、哪一个分期分级、哪一种分化、哪一种治疗,将患者这几个数据输入进去,就能找出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个相似病例(同质化患者群)。在这个数据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同质患者采用了哪些方法,平均存活多长时间,死于哪些病,从而可以知道和比较不同治疗方法的患者例数和存活时间,这个结论是跨肿瘤专业的,免除受个体医生影响。比如早期乳腺癌(T1N0M0)在我们数据库中的140余万乳腺癌病例中,做的最多的是单纯局部手术治疗,活的最长的也是这群患者,但有相当多的病例做了乳腺全切、放射治疗、药物治疗或联合疗法。

  第二,对同质化患者数据集进行优化,提供存活率最长的治疗方法。这是我们百合肿瘤大数据的另一个最大实用价值。例如,一个个体是前列腺癌,T2期,无淋巴结和远处转移, 结合该个体的人口学指标(年龄、性别等),在我们百合肿瘤智库140余万前列腺癌患者中,找到了5000余个同质化患者,包括接受外科治疗的、放射治疗的、药物治疗的,或上述方法联用治疗的。把同质化的人都给提出来,按照生存率我给他排序,看看存活最长的10%的人,他们采用了什么治疗方法,你照这个办法做就可以了。

  共建一个癌症数据的“长江”

  《小康》·中国小康网:您从事了这么多年的癌症大数据研究,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孙立英:我之前在美国国立卫生院(NIH)下属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工作,看见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世界级的肿瘤学术和产业研究。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通过国家立法,任何一个肿瘤只要发生,必须每年跟踪并上报国家肿瘤系统。国家就要求每年都有人去跟踪你这个病怎么样,就像我们现在的新冠肺炎,一例一例在跟踪,实际上美国把肿瘤就看成这样。

  美国对肿瘤数据管理的制高点是制定肿瘤相关的各种国际标准,并要求所有的癌症数据必须按这些国际标准进行收集和上报。这些标准,年年讨论、更新,向全世界发布。由于这些标准,保证了数据的统一性、可关联性、全球通用性和可持续性。这对于癌症研究和临床治疗来说,是必须的。

  美国对肿瘤数据管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实施肿瘤登记员制度。在美国有一个职业叫肿瘤登记员,这些人是肿瘤登记专业的硕士或相当学历的人员,并通过了统一考试才能持证上岗,欧美国家的肿瘤数据必须由这些人输入国家的肿瘤登记数据系统,方为合法数据。对收上来的数据,要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和分析,把分析报告和去隐私化的原数据,向全世界免费公开发布,这使得它的数据非常系统、标准、使用率极高。

  在我们国家,这个系统还没有做到,这就大大限制了肿瘤研究和临床治疗能力。对于我们国家而言,肿瘤如果想真正根治,必须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数据都收集上来,这是第一件事。这里面就需要有专业机构、专业人才、专业资金、专业技能去做这件事。在数据的体系化、人才的专业化和数据的完整性有效性追踪上,我们还有距离。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有相当多的人都不想分享自己的数据。在我看来,数据就像是长江水,天天都在流动,你现在到那舀一勺回家,实际上水早就流过去了,明天后天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真正应该做的是,不断去往长江里加水,需要用水的时候到长江边上用多少舀多少、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拿。我们现在就是没有人去“建”长江,大家的数据都是我有一点、你有一点,整体上没有形成一个流动的系统。大家应该共同建一个癌症数据的“长江”,然后用的时候大家都到那去取。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急需要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不能自己建,而要和国际标准一样。这样一来,海内海外数据立即就可以合起来。只有这样,数据才是活的。

  《小康》·中国小康网:数据的价值是什么?

  孙立英:我们有了数据有了标准,并能公开共享,这个时候这个数据的价值就来了。

  比如关于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每年都向全世界公开发布其当年致死性车祸的大数据集。这一套数据,用400多个标准字段记录人员伤亡情况、车型、车内安全设施配置、路况、天气等,全世界无数人都在使用,但是侧重点却不同。比如急救医院和医生要做车祸创伤的智能诊断和治疗系统,做安全带的看看是不是还能改进,制造汽车的看看是不是需要改进工艺,保险公司可能会针对某类车型涨保费,对于相关政府管理部门来说,它可能在这个季节的车祸多发地段,在这里多配备一些救护车、消防员,这就叫精准,实用。

  做大数据讲求的是一个长期性,并且贵在坚持,今天做,3或5年后才能受益,而且时间越长,数据量越大,收益越大。所以说一个真正的数据库,第一,数据要有体系,参照国际标准,而且数据要代码化,才能国际化,才能进行自动分析。第二,我们要有一个只争朝夕的概念,尽早开始。没有数据,就没有未来。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1年4月上旬刊


作者:郭玲
责任编辑:田小介
来源:《小康》•中国小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