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挽救了党 挽救了中国革命

中国小康网专题策划 记者 余弘阳

遵义会议会址，牌匾由毛泽东题字。

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党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

81年前，在黔北小城遵义，位于老城子尹路中西合璧的两层灰砖小楼上，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一次生死攸关的重大抉择，从此开启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进程。

这就是举世瞩目的遵义会议。

党史专家认为，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原则，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党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

会议背景

党和红军命悬一线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屡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

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与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探讨，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党内分歧越来越大，继而转向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会议内容

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

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位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

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周恩来、毛泽东和博古（右一）合影

挽救了党和中国革命历史意义

在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党史专家认为，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越来越显示其伟大历史意义。”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陈松说。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时指出的：“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遵义会议与会人员。

今日遵义

红色旅游热度不减

遵义位于贵州省北部，是仅次于贵阳市的贵州省第二大城市。古称播州，名始于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取义《尚书》“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由四川划归贵州。遵义北距重庆市中心239公里、南距贵阳市140公里，是滇黔北上和川渝南下的咽喉通道、成渝和黔中两大经济区之间的重要节点城市、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遵义素有“黔北粮仓”之称，是全国著名的名酒名烟名茶基地。

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遵义成为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

遵义会议会址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醋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的黑漆金匾(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唯一的题字)。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有走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栗色。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面积为36平方米，长方形。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吊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原物)和两个壁柜(原物)，其中一个壁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西壁是一排明亮的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共20把，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

1995年10月，遵义会议会址经初步维修筹展，开始对内部开放。1957年7月1日，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2015年1月15日是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纪念日，当日，经改扩建的遵义会议新陈列馆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

整个馆内展陈内容分为“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遵义会议、伟大转折”“转战贵州、出奇制胜”“勇往直前、走向胜利”“遵义会议、光辉永存”五个部分，运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物、文献、图片资料和雕塑、绘画、场景模拟，并通过声光电的多媒体运用和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全方位提升了会馆的展示效果。

2008年，遵义会议会址开始向公众免费开放，每年参观人数不断上升。据介绍，201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共接待海内外观众400多万人次。据了解，遵义会议会址旅游区正在积极开展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创建工作。

据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陈松介绍，“今年,我们通过向贵州省博物馆借展,以及前往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中央档案馆、解放军档案馆高仿复制等各种途径,为纪念馆新增了近2000多件革命文物以及历史资料,使馆内有物可陈,有史可讲。”

陈松认为，“遵义会议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依靠民主团结，吸纳各方意见，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恢复了中央领导人民主决策、集体议事的良好作风，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走向胜利。遵义会议开创了党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先河，创造了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最为典型的经验，对当前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