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清朝时期的老翰林 以一己之力给元朝编纂了一部史书

　　中国小康网讯 近年来，随着家长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给孩子读史书，成为了一种不错的选择。而“二十四史”又是比较经典的读本，实际上，除了“二十四史”，还有“二十五史“二十五史”是中国历代的二十五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是在“钦定二十四史”的基础上又补上的一史。“二十四史”尽管历来有各种版本，但名目不存在争议。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又分别编纂出了《清史稿》（赵尔巽等）和《新元史》（柯劭忞）。1921年，《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而如今通用的说法则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还有一种折衷的提法，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就形成了“二十六史”。不管怎么说，一部史书竟然搅起了“谁是正宫”的波澜，这《新元史》背后的编者是谁呢？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励志的故事，清朝时期有位老翰林，以一人之力给元朝编纂了一部史书。

　　柯劭忞（1848-1933），字仲勉，山东省胶州人，清末民国官吏、学者。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讲、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清史馆代馆长、总纂。有意思的是，《新元史》的有力竞争者《清史稿》的负责总成者，亦是柯劭忞。

　　柯劭忞

　　柯劭忞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柯培元是著名诗人，父亲柯蘅是音韵学家，母亲李长霞亦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柯劭忞幼负文采，七岁时就有“燕子不来春已晚，空庭落尽紫丁香”的诗句。

　　柯劭忞16岁入县学为生员，后入济南尚志书院读书，授业于书画家匡源。同治九年（1870年）中乡试举人后，便广泛交游，先后在辽东、粤、晋等地书院任主讲。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及第，入翰林院先后任庶吉士、编修。这是他学术之路的开始。

　　1914年，民国政府设立清史馆，赵尔巽为馆长，柯劭忞等为总纂。1928年，赵尔巽逝世，柯劭忞为代理馆长。他负责《清史稿·本纪》部分的审阅和定稿；独立撰写《灾荒志》、《天文志》；整理《畴人》、《文苑》、《儒林》；编排若干人物传记；指导撰写天文方面的《时宪制》；最后负责总阅《清史稿》全稿。柯劭忞呕心沥血十四年，自始至终参与主持，终于编修完成《清史稿》。

　　有人就要问了：“二十四史”中已经有一部《元史》了呀？柯劭忞为什么还要编一部《新元史》呢？

　　原来，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诏修《元史》，以宋濂、王袆为总裁集中三十名史官从事编纂，先后经过两次开局，共计二百一十试卷，却只花了一年多就编完了。这在修史速度上，打破了梁代沈约的记录。质量可想而知，疏脱讹误、繁冗芜杂，为世人诟病。

　　到了清代，又兴起了考据热潮，学者们对《元史》纠谬证补，并且拓展了元代疆域、还考证西方的学人史料，来增益旧闻。这种风气从康乾年间发端，到同光年间犹盛。著名的有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钱大昕的《补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元史拾遗》、《元史考异》；魏源的《元史新编》；何秋涛的《圣武亲征录考证》；李文田的《元秘史注》；洪钧的《元史译文补正》；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

　　基于历史原因和时代风气，柯劭忞吸收前人优秀成果、集各家之所长，倾一己之力，矢志编出一部相对准确、完整、资料新颖的《新元史》。

　　柯劭忞早年便立下藏书名山的宏愿。不管职务几经更迭，柯劭忞一有机会就搜集材料，做好准备工作。光绪十二年（1886年），柯劭忞入翰林院，开始从事蒙元史研究。当时史学家屠寄正在撰写《蒙兀尔儿记》，柯劭忞便和他共享材料；魏源撰写《元史新编》，柯劭忞作过审阅；为了订正《元史》的谬误，柯劭忞前后花费了将近三十年时间，整理资料、考证史实、删除繁冗、补充遗漏、规划体例、厘清条理；在潜心收集元代史料的同时，柯劭忞还广泛地从秘籍、野史中旁征博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史料的客观性，柯劭忞广泛参引西方史料，如《史集》、《蒙古史》的可靠译本。终于在1922年，柯劭忞完成了150多万字，共计257卷的《新元史》，历时30多年。同时，柯劭忞又酌情参照《廿二史考异》中关于《元史》方面的记述，写成《新元史考证》58卷，作为《新元史》的增补。

　　柯劭忞虽说独立完成了《新元史》的撰写，过程中却离不开一位重量级人物的鼎力支持，他就是民国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1855—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东海、涛斋，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直隶（今河北）天津人。

　　徐世昌与柯劭忞同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进士，二人很早就是好朋友。徐世昌退隐后，于民国七年（1918年）曾辑印《水竹村人诗集》（又名《徐大总统诗集》）十二卷，柯劭忞为之作序；二人都获过国外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徐世昌获巴黎大学文学、法学荣誉博士学位，柯劭忞获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徐世昌的长孙女还嫁给了柯劭忞的长孙。

　　有如此深厚的交情，徐世昌自然倾力支持老友，于是徐世昌在总统任期内，民国十年（1921年）十二月四日颁令，把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增入“二十四史”，而成为“二十五史”，把私人修史和官方修史等列正史，令当时的知识界耳目一新。

　　《新元史》成书后，引起了日本学界的重视。时任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系教授的箭内亘博士审查了《新元史》，经组织审查会加以研讨，认为柯劭忞学识渊博、精力超群，特授予柯劭忞文学博士学位。对于没有在日本留过学，只是曾经到日本考察过学政（1906年）的中国学者，却能荣膺博士学位，只有柯劭忞一人，就是因为一部《新元史》。后来，日本设立了“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25年7月聘请柯劭忞担任委员。直到1928年5月，为抗议日本出兵山东，已经担任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总委员会委员长的柯劭忞率领中方委员集体辞职。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危机。中国各个阶级都在寻找救国的出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些开明人士，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开眼看世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能摒弃民族观念，从少数民族建立的文明和王朝中寻找民族的原初活力，从历史上曾经强盛的民族朝代寻找民族自尊。柯劭忞重修《新元史》，可以说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表现。

　　柯劭忞编纂《新元史》属于私人修史行为，这打破了正史历来是官方集体编纂的传统，为当时的知识界打了一针强心剂。个人修史摆脱了官方修史的局限，譬如说为尊者讳、为统治者服务、贬抑前朝等，具有相对客观性、独立性、灵活性。

　　在当时饱受忧患的中国，柯劭忞以一人之力编纂《新元史》，引起了当时强国日本学界的重视，使国人为之一振。

　　从柯劭忞个人角度说，一个人做成了一群人甚至几代人的事业，不惟有超拔的毅力，亦有持之以恒的坚守，甘于寂寞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柯劭忞创造了奇迹。（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