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人”徐瑞鸿：竖起中国陶瓷语言这面旗

　　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鄂璠 浙江衢州报道

相较于“陶艺家”，徐瑞鸿还是习惯将自己称为“陶人”或“瓷奴”，每天“一入工作室，忽而忘尘世”。所有换了一种方式的亲力亲为，还是为了竖起中国陶瓷语言这面旗。

徐瑞鸿。摄影/鄂璠

　　一位获得过2015巴黎首届国际艺术博览会金奖和评委会特别大奖的陶艺家，如今“隐居”于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全旺镇的一处乡野小院中。院子里有窑炉、有陶艺、有生活，推开门便是青山流云，乡村小道的另一侧，清溪汩汩流淌。主人和周遭的环境都是一样地不疾不徐。

　　水火既济而土合——这是明朝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所著《天工开物·陶埏》篇中，对陶器工艺基础的高度科学概括。陶艺为人类较早掌握的技艺之一，其历经沧桑，传承至今。水，上善若水任方圆;火，焚尽万物亦空然;土，遍及各地万物本。在高明的“陶人”眼中，只要掌握规律，任何泥土都可成为烧制陶瓷的材料，也正因如此，陶瓷才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徐瑞鸿便是如此高明的“陶人”。

　　这两年，徐瑞鸿有了“想把自己解放掉”的想法，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累了。相较于“陶艺家”，他还是习惯将自己称为“陶人”或“瓷奴”，每天“一入工作室，忽而忘尘世”。所有换了一种方式的亲力亲为，还是为了竖起中国陶瓷语言这面旗。

　　遇见

　　叩开徐瑞鸿的院门，和他一起迎出来的，是3条看上去不太安分的狗，其中有徐瑞鸿喝醉酒后、在半夜里抱回来的，还有一条被徐瑞鸿称为“狗界里的寿星”。徐瑞鸿并不喜欢养狗，但最多的时候却养过7条。他养的狗几乎都是别人家弃养的，他对它们的态度是“既然有缘，便来者不拒”。闯入徐瑞鸿生活圈的还有6只猫。工作之余，他甚至要花一点心思去教育这些猫猫狗狗如何与人相处。

　　徐瑞鸿是个相信并看重缘分的人。“从14岁开始研习陶艺，至今已长达42年，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这个不算是缘分。”——在陶艺这个“一辈子的事业”上，徐瑞鸿否定了《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的“缘分说”，他给出的答案是“家庭富足”。

　　那是一段有趣的童年时光，小日子里上演的日常景象是：在家庭式的作坊中，有父亲的绘图桌和母亲的缝纫机，桌边是父亲的学生们，他们认真地跟着父亲学画画，在那充满着油墨味的空间，时不时地用客语轻声细语交流着，与此相较，母亲脚踩缝纫机发出的声音则规律得多，显得颇有节奏……

　　回望彼时，徐瑞鸿觉得那是手工艺者的大好时代，凭着好手艺，父亲母亲将几个孩子养大成人。1965年在台北出生的徐瑞鸿，从小就被一个手工业的环境“包裹”着。他刚开始学水彩画、油画、素描的时候，父亲会评价说他的画太“匠气”了，年少的他就要去试图理解什么叫“匠气”。

　　走上了陶艺之路后，徐瑞鸿在台湾最好的美术教育学校里读了高中，又在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深造，不仅从这里拿到了含金量十足的文凭，更是一下子拜了两位师傅——台北故宫博物院原研究员、知名古陶瓷学者刘良佑教授，和“台湾陶艺之父”林葆家教授。

　　“所以说我很幸运，遇见了两位恩师，一位是器物学的专家，另一位是有文化的陶艺家，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不会把自己的所学变成陶瓷的生产，而是要把陶瓷文化传承延续下去。”从家庭谈到恩师，徐瑞鸿突然停下了铿锵有力又抑扬顿挫的语调，转而喃喃自语道，“当时我也是傻傻的，非要凭一己之力去摸透陶艺这东西，去建立中国的陶瓷语言。”

　　底色

　　在陶瓷界，向来流行着“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的说法，汝窑的工匠，以名贵的玛瑙入釉，烧成了“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支钉釉满足”的汝瓷——其湛若青天的独特色泽，似玉非玉胜似玉的质感，让无数人折腰。

　　“当我隔着重重玻璃看到那件南宋官窑粉青笔筒时，那简洁流畅的器物造型，那寥若晨星的釉色，以及那与世无争的宁静和单纯，一下子就击中了我。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造型跟釉色，事实上，陶瓷是被我们中国人遗忘的一种文化。”徐瑞鸿对宋代汝窑的情有独钟，就源于他20岁出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初见汝窑瓷器时所感受到的美与震撼。从此以后，那份青如明镜、沉实温润的汝瓷之色，便成了他梦想的底色。

　　“中国陶瓷经历了一段没落，到处都是青花、釉下彩，一些画家指挥着一群陶工周而复始地在同一领域进行创作，很多传统珍贵的技艺遗产濒临失传。”谈及这个话题，徐瑞鸿的眉毛不再上扬了，他一下子收起了回忆初见汝窑瓷器时的那副满足的神情，一脸凝重。他还发现，北宋时的汝窑技艺已经失传，“汝窑反映了中国文人温文尔雅、阴阳调和的美学追求，是中国古代文人特有的那种与世无争的宁静之美的最好折射，但在当今时代，我们已经很难感受到那种风骨和脉息。”

　　如今可查到的公开资料显示，北宋晚期，汝窑青瓷烧造工艺达到极致，然而，“靖康之变”后，宋室南迁，汝窑也在战火中被毁，烧造天青釉汝瓷的汝窑仅仅20余年便消失了……由于烧造时间短暂，传世也不多，南宋时汝窑瓷器已经非常稀有，南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记载了汝瓷的珍贵程度：“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为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为了追寻失落的汝官窑烧制技艺，重现那抹神秘的天青色，2000年，徐瑞鸿离开台北，只身来到景德镇——这里既是世界陶瓷的圣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在景德镇的10多年，徐瑞鸿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创造了至少4年没出过门的“纪录”，每天叫外卖，只吃几样简单的小菜。头发长了影响到工作，他就用手一抓，再用剪刀咔嚓一剪，然后放到炉子里去烧。他每天都在工作室里做陶瓷，不断调整着配方和烧制方式。为了研发出适合某个造型的温度和泥料，他曾经连续38小时手工打磨配方，失败了就再继续，最多的一次他研制了100多张配方表，每一张配方表有10个不同的配方。

　　2005年，徐瑞鸿利用景德镇本地原料，将一批造型典雅、美若古玉的宋代汝官窑青瓷作品呈现在当代人的视线之中，失传的汝官窑技艺终于在他手中，基本成型了。

　　通了

　　2001年，徐瑞鸿接手并投资了景德镇改制后的国营华风瓷厂，成立了三陶轩工作室。对“三陶”，他有着这样的定义：“埏埴之器，引清微以为修身，引温文以为养人，引淑世以为民用。”其中，既有汝瓷之美，又有器物的服务之心，还有陶人淡泊的心性。徐瑞鸿对材料的研究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他想掌握工艺，在他看来，必须等到真正掌握了工艺的时候才能问自己为什么要掌握它。为此，他探访了不少古窑遗址，四处寻觅古人留下的散落碎瓷片。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样的陶瓷?当时社会发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我会反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想要通过这种思考来丰富自己在工艺上的很多认识。最终运用工艺将人的价值更清楚地展现出来。”

　　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徐瑞鸿仿若回到了少年时代，父亲说他的画太“匠气”了。“匠是什么?匠就是只有手没有心，只知道通过手艺、工艺进行精雕细琢。你说是心到手到好，还是手到心到好?心到手就能到，而手到了心一辈子都到不了。所以，人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工艺的价值。”这么多年的思考、积淀下来，徐瑞鸿慢慢意识到其实不论古今，东西方文明所有的文化面貌都可以透过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是“工艺的价值”，另一个便是“人的价值”。

　　“工艺的价值跟人的价值有什么不同?其实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没有内容，而后者有内容。工艺的价值，可以通过自己的手艺来精雕细琢，是绝对大部分人都可以实现的;可是要达到人的价值的高度，就需要很多方面的积累，在对工艺游刃有余之后，通过吸收各式各样丰富的文化，跟历代文明的传承做结合，人的价值才会慢慢显现。这也是陶艺家与陶瓷匠人最本质的区别。陶艺家一定要体现人的价值。”

　　在景德镇的14年，徐瑞鸿最大的收获就是自己的观念“通了”。那是2010年的一天，发现自己“通了”之后的徐瑞鸿很开心，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恩师刘良佑打电话，“结果电话打不通，我才想起来，前年刚把老师送走……意识到刘老师已经过世而林老师逝去得更早的那一刻，我瞬间便很失落。”

　　回家

　　观念“通了”的同时，徐瑞鸿悟出的第一个道理便是“工艺没有用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学工艺，而是要像《庄子·养生主》里的“庖丁解牛”那样——经过反复实践，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做事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在徐瑞鸿看来，这是“技近乎道”的境界，也是“无招胜有招”，但要想达到这个境界，必须先“有招”。

　　想明白了这些，徐瑞鸿便觉得自己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但凡人类聚居之地，总会有因地制宜的陶瓷产物，用当地的泥、当地的水，再依据当地地理环境建造窑炉，就能烧制出供当地人使用的陶瓷。

　　是时候离开“瓷都”景德镇了!这里虽有作为“瓷都”的优势和妙处，但徐瑞鸿更愿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思考创作、安居乐业。他开始托朋友帮忙寻找新的“落脚”之地。

　　“你不是喜欢山山水水吗?我们衢州的水是最好的。”2013年的一天，徐瑞鸿跑去杭州参加朋友的喜宴，朋友向他力荐当时在浙江省率先吹响治水“集结号”的衢州市。不久后，朋友就为徐瑞鸿“安排”了一次衢州“考察”之行。他从市区驱车一路往药王山行驶，沿途看不到垃圾袋，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最后到了坐落于药王山脚下的美丽山村茶坪村，这里白墙黑瓦古色古香，山涧之间腾起缭绕的烟雾。“哇!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地方，我觉得非来不可了。”徐瑞鸿当即赞道。

　　徐瑞鸿一直相信，有好山、好水的地方，也会有好人。他还感受到了衢州市委市政府的热情服务，在迁居衢州之前，当地的几位公务员开车拉着他在衢州各县市区转了好几圈，想为他挑选一个距离市区不太远的地方。最终，环境优美、山清水秀、古朴宁静、人文积淀丰厚的衢江区吸引了他，2014年，徐瑞鸿就将自己的三陶轩工作室从景德镇搬到了全旺镇马蹊村。

　　位于全旺镇南部的楼山后村附近密集分布着五六十座古瓷窑遗址，这是吸引徐瑞鸿的重要原因。“婺州窑历史悠久，是汉族陶瓷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艺术成就辉煌，全旺古瓷窑就属于婺州窑，古人的智慧和经验说明这里很适合制作瓷器。”徐瑞鸿笑称，他是循着古人的足迹过来的，“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此地适合陶人‘安居乐业’，这一方‘诗画田园’正是我理想中的陶人生活。”

　　这一年，“三陶轩古名窑研创基地”落户衢江区全旺镇。在开窑典礼上，徐瑞鸿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回家了!”

　　砸陶

　　当年，通过两位恩师的传承，徐瑞鸿“通了”。数十年后，“通了”之后的徐瑞鸿悟出的第二个道理是“终于明白了自己该去做些什么”——他想把自己“通了”的东西再传递给更多的人，和大家一起竖起中国陶瓷语言这面旗——只有这样，他才能实现他的“人的价值”。

　　2015年，徐瑞鸿开始免费教当地职业学校的学生们陶瓷技艺。他还从37名学生中挑选出6个徒弟，带到自己的工作室悉心培养。为了让徒弟们可以更好地生活学习，徐瑞鸿在定居的乡野小院中为他们盖了宿舍，每个月还给每个徒弟2000元的零花钱，一年下来，“养徒弟”的各种费用加在一起，达到了26万。

　　在生活上是慈父，但在传授技艺时却是严师。“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不要，我们可以做得比它好。”这是徐瑞鸿经常和徒弟们说的一句话。最让徒弟们心痛的，是砸陶瓷。徒弟们花费了不少心思、精磨细作出来的作品，常常因为不符合徐瑞鸿的要求，就要被砸掉。工作室后面有个4米深的坑，是徐瑞鸿专门用来装那些被砸掉的作品的，到2019年的时候，那个坑就被填满了。

　　“这是我对自己的坚持。刚开始他们不砸的，还跟我翻脸，然后我就翻更大的脸——全部砸掉!”徐瑞鸿说。

　　这份坚持其实来源于徐瑞鸿自己的青年时代。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烧得不好，就要砸掉，让自己很痛苦，然后激起更强的斗志。而恩师林葆家对他的赏识，也是从这个习惯开始的。徐瑞鸿为记者讲述了当年的那段趣事。

　　那是1986年的一天，中国文化大学陶艺工厂刚刚出窑了徐瑞鸿的一批作品，看了之后，他不太满意，便拿起锤子到工厂门外将它们砸碎，林葆家恰巧路过，便驻足观看，并用闽南语搭话问到：“同学，这些青瓷作品是你做的么?为什么要砸碎?”徐瑞鸿回答说：“太烂了，做得不好。”林葆家又说：“我看不错啊。”徐瑞鸿还是坚持要砸，便说：“反正我不喜欢。”

　　问清了原委、又知道了眼前的这位“砸陶青年”是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的学生之后，林葆家十分欣喜地对徐瑞鸿说：“你拜我为师吧!”此时的徐瑞鸿还不知道眼前这位长者究竟是谁，林葆家也看出了他的疑虑，便让他征询刘良佑的意见。当徐瑞鸿拨通刘良佑的电话，道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刘良佑激动地喊道：“赶紧拜!”就这样，徐瑞鸿成了这位台湾陶艺先驱和启蒙者的学生。

　　对比自己当年的拜师学艺经历，再提起自己的徒弟们，徐瑞鸿感到很失望。他希望徒弟中能够有人传承他的陶艺事业，让中国陶瓷的美能够继续衍生、丰富和发展。“因为当我发现，我掌握了很多想法跟工艺，是别人都没有的时候，我很担心它真的就在我的手上不见了。”遗憾的是，这火泥共舞、心手配合的艺术需要的是漫长的等待，多数年轻人无法忍受陶艺生活的沉静与辛苦，留下来的寥寥无几，有一两个让徐瑞鸿觉得还不错的学生，因为不愿意把自己的所学教给其他人，也被徐瑞鸿“劝走”了。

　　做碗

　　到现在，徐瑞鸿还没有找到一个让他觉得特别满意的徒弟，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跟徒弟生气、还跟自己生气了。“我这两年精神不好，身体也不太好了，到了这个应该是‘知天命’的年纪了，不就是该做些安心的工程吗?要做些让自己安心的事情。”

　　从事陶艺40多年，徐瑞鸿对陶艺的痴迷与执着，让他在古陶瓷文化与现代陶艺发展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与独到的见解，他仅仅研制釉药配方就多达3000余张，而这恰恰是他感到最有压力的地方。“我很担心我这四十几年日日夜夜建立起来的我们中国陶瓷语言的内容不见了。”在近4小时的受访过程中，徐瑞鸿——这位在业界与外界看来都很成功的陶艺家对自己久负盛名的作品只字未提，反倒是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和“败笔”——“前年我就准备将中国陶瓷语言的内容整理出来，出一本书，但一直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这可能是我这些年最大的一个败笔。”

　　竖起中国陶瓷语言这面旗的同时，无论在台北，还是在景德镇，抑或在衢州，徐瑞鸿都在不停地向人们讲述中国的陶瓷故事：“虽然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北宋汝官窑的最大藏家，但它文化的根在大陆……”正因为此，徐瑞鸿如此描述他和汝窑的故事：“我追寻汝窑，与其说是试图找回那些失落的技艺，不如说是在追逐一种情怀，一抹气韵，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7年前来衢州时，徐瑞鸿带来了50余件个人汝官窑作品，他的代表作《翠鸟荷炉》就是用汝窑窑变技术烧制而成的，从构思到动手花了三四年的时间，1300摄氏度的窑火，10小时以上的煅烧，荷花在这样的窑温中徐徐绽放，翠鸟在这样的窑火中涅槃灵动。但这样的作品却并非徐瑞鸿的最爱，“从事陶艺工作数十年岁月里，如若让我选择一样最喜欢做的器物，那一定是一只碗。”

　　徐瑞鸿把安居乐业看得很重，在衢州这些年，他又设计出20多种新的器物作品，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活”起来，就像通过一只碗可以呵护身边人一样。生命里最重要的事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徐瑞鸿期望自己做的瓷器能让使用者进入“清微、温文、淑世”的状态，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生活象征。

　　择居乡下的徐瑞鸿，淡泊、沉静、内敛，他的茶室用泥巴糊了墙，装了烧柴的炉子，茶桌上的一杯一碗一碟都是自己亲力亲为制作而成的。制坯烧瓷、烹茶饮酒，虽然内心仍被传承问题羁绊着，但徐瑞鸿却早已实现了陶艺自由。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1年12月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