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现代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

　　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 孙媛媛

　　梅贻琦先生的教育思想不仅针对当时的中国教育旧弊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且在教育已经“跃进”的今天来看，也是熠熠生辉。

供图/受访者

　　梅贻琦（1889－1962），祖籍江苏武进，生于天津，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1945年筹备复校，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中国台湾筹办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新竹清华大学前身）。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贻琦先生于1931年12月赴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讲时发出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振聋发聩的话。此后余生，他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17年，其中实际主政西南联合大学8年，为民族、为国家培育了大量的杰出英才，也因此被海内外清华校友称为“永远的校长”。

　　清华大学的“功臣”

　　1900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赔偿白银4.5亿两，年息4厘，39年还清，本息共达关银9.8亿两，其中美国分得总额的7.32%，本金合约2444万美元。这笔赔款因由庚子年的事变引起，被称为庚子赔款（简称庚款）。1904年春季，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出使大臣梁诚核算庚子赔款时发现，“美国商民应收之款仅计200余万，而当时海陆军费已由飞猎滨（菲律宾）防次全案报销”，从而推测美国超索赔款达2200万美元。

　　此后，梁诚屡向美国政府官员和报界直陈，以争取美国退还超索的赔款。同年12月5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首次承认，“原属过多”，可用于“退款办学”，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因此诞生。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由此开启了被人们誉为清华的“黄金时代”。梅贻琦接管清华大学之前，清华换了多届校长，那时清华的名气也不大。自他上任之后，清华的整个发展就变得非常稳健，而且是沿着他的教育思想一直在往前进步。

　　梅贻琦这样形容校长的工作：“一个学校，有先生上课，学生听课，这是主要的。为了上课听课，就必须有些教具以及桌椅之类，因此也需要有人管这些方面的事。一个学校的校长就是管这些事的人。”

　　这是一种打趣和谦虚的说法，但表现了这名大学校长骨子里的服务精神，他一直说自己在学校里只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大学里的教授。

　　“教授治校”体制并非梅贻琦首创，但在他治下的清华发扬光大。清华大学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少壮派”几经斗争，才形成清华民主的管理体制，形成校务会议、教授会、评议会三个机构，凡学校的重要事务，如聘请教师、学校规划、制度改革等，都需评议会决定才能施行。准确地说，梅贻琦是包含叶企孙、陈寅恪等人在内的众多人通过“教授治校”体制推选出的校长，他在思想上也是维护这一制度的。

　　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长达47年（北京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31年（其中北京清华大学17年，新竹清华大学7年），开创出清华黄金时代和西南联大奇迹的教育盛景，将本是“落后生”的民族教育，带进世界教育“优秀生”的行列。

　　何兆武先生在《纪念梅贻琦校长》一文中写道：“清华起初不是大学，原是留美预备班，成立时间更晚，但在短短的几十年做出这么多成绩，能够赶上世界水平是很不容易的。应该说，梅贻琦先生是最大的功臣，他做校长的时间最久，而最大的成绩也是在他做校长的时候做出来的。1923年清华学校正式升格成立清华大学，到1937年，只有不到十年时间，清华大学已经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大学。”

同学少年 191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与同学在一起（中）。 供图/受访者

　　制造大师的大师

　　梅贻琦先生治校的法宝有三个字——“吾从众”。身为校长，奉行民主，不独揽大权，校内大事皆由教授评议会民主决断。他不爱说话，也没人见他红过脸，因此得了个“寡言君子”的名号。

　　梅贻琦虽寡言，然而在他心里，他比前任校长们更清楚也更尊重教授治校的精神与制度。在就职典礼上，他讲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他认为，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桌椅板凳的”。他把校长比作京剧里演“王帽”的——所谓“‘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但是观众看的不是“王帽”，因为好戏并不是要他唱的。如果观众对这台戏叫好，他不过“与有荣焉”而已。在梅贻琦的任下，清华一直坚持教授治校制度。

　　梅贻琦对教授的尊重表现在他大力聘请师资上。一时间，清华名师云集：顾毓琇、闻一多、王力、萧功权、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俞平伯、吴宓、叶公超、金岳霖、吴晗、钱锺书、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陈省身、华罗庚……这个名单几乎囊括当时各个学科的一代宗师。

　　梅贻琦的“大师论”,并非仅仅局限于“学问”上。大师,是能够以人格精神熏陶和指导学生做人的学者。梅贻琦说:“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大师,是通专备具的人。梅贻琦倡导“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通才教育理念,强调“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大师,始能启沃未来之大先生。看看清华园里那些青年学者的成长经历,就足以让人惊叹不已了:当时的讲师或助教,吴晗、邵循正、许维遹、陈梦家、陈省身、沈有鼎、华罗庚,都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才俊,成长为荫庇一方的参天大树；当时的莘莘学子,夏鼐、钱伟长、钱三强、林家翘、钱锺书、季羡林、费孝通、汪曾祺等等,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树起一座座科学文化的丰碑。

　　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所著名学府，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组成，在1937年至1946年间，虽面临艰苦的条件，但仍然聚集了中国最顶尖的一批学者和教授。这些教授在各自的领域中具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如陈寅恪（历史学）、冯友兰（哲学心理学）、朱自清（文学）、闻一多（文学）、钱锺书（文学）、华罗庚（数学）、吴大猷（物理学）、赵九章（天文学）等。

　　此外，西南联大的教授还包括了其他领域的专家，如化学家杨石先、地质地理学家冯景兰、经济学家陈岱孙等。这些教授不仅在教学和研究上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在后来的中国科技、教育和文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采访《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书的作者之一、梅贻琦教育思想独立学者钟秀斌时，他说：“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当年的这些知识分子，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有一种心气，就是要为这个国家、民族能做点事。而在困难时刻，这些人还能团结在梅校长身边，除了他的人格魅力，还有他的精神，他的教育思想，更有他处事公平公正，他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就像太阳一样照在每个人身上，令每个人感到温暖。”

　　梅贻琦一生尽瘁教育，为中国培养出多位大师。其同事或学生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近200人；获“两弹一星”称号的功勋科学家14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0人；以及一大批享誉中外的人文社会科学家，现代国学家有一大部分都是从清华国学院走出去的。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 供图/受访者

　　通识教育的倡导者

　　梅贻琦教育思想，可以归结为四大支柱，即：一、大师论；二、通才教育（或称“自由教育”）；三、教授治校（或称“民主管理”）；四、学术自由（或称“自由探讨之风气”）。通才教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抗战时期，他所作的《大学一解》，使这一思想得到理论上的概括。

　　西南联大的光彩在很大程度上与梅贻琦所倡导的人文通识教育相关，杨振宁曾说：“我一生最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人文通识教育是由组建西南联大的清华、北大和南开在此前就已认同、确定的，是这个传统中重要内容之一。三校共同承袭了“五四”以来的优良办学传统、“吸收西方文化中科学与民主精神，在学校内形成了比较自由与宽松的学术氛围和兼容并包的优良风气，使不同的办学风格能融为一体”，“三校对事情的看法与做法，大同小异，人的方面多半是熟人”，因而成为“通家之好”，在他们心中抛弃了自古既有的文人相轻之俗，把危难关头赓续中国学术乃至学统看得重于一切。

　　“在培养目标上，联大注重‘通才’，同时强调学生实用能力的培养”，梅贻琦曾著文强调大学“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的通识教育，并认为“我辈从事大学教育者，诚能执通才之一原则……才不通则身不得出，社会亦诚能执同一之原则……无通识之准备者，不能取得参与社会事业之资格……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

　　什么叫通识知识？实际上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方面的知识。通才教育要求学生对上述三方面知识都要有所涉猎，并融会贯通，目标是在共有的认同的文化中，培养思想独立、有价值判断能力，还能够担起社会责任的公民。梅校长是中西合璧的教育家，引入这个发源于古希腊，成熟于现代西方的通识教育理念，现如今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名校，非常重视通识教育。

　　钟秀斌谈及写作《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这本30万字的传记初衷时，他表示：“我是从很偏远的小地方走到北京，某种程度上也是教育的受益者，所以我希望能够对教育有更深的了解。另外，等到我女儿上学的时候，周围环境已经比较卷了，2010年左右教培机构之间的竞争开始如火如荼。我在想，到底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教育，方能够使孩子们更好地成才？所以，我就去找最好的榜样。有一次，在一个旧书摊里看到一本梅校长的纪念集，里面都是当年非常重要的学者、社会名流、政治领袖等写关于梅校长的方方面面，对他的评价极高。我学理科出身，有点质疑：一个人真的这么完美吗？所以，我希望对他有更多了解。真正深入后，我就对梅校长彻底折服——他是一个极具人格、精神魅力的人，能够把好的理念、教育思想，还有他的人格精神，在办学实践中真正体现出来，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大贡献，所以我就渐渐地走进了他的世界。”

　　钟秀斌说：“我认为教育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建设。如果教育做不好的话，这个社会是没有底的，这就非常可怕。所以，我希望把做过很好教育的教育家的思想、经验，甚至他的一些教训能够很好地进行梳理、总结，能让现在以及后人知道。在越复杂的环境当中，我们怎样办教育，为这个国家做贡献。希望能够为我们对教育如此关注的时代，提供一种可能的参考。”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4年3月下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