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强国】戴传曾：一生心怀科技救国

　　戴传曾是我国著名实验核物理与反应堆工程专家、原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所长。2020年1月15日，在纪念核工业创建65周年座谈会上，戴传曾被评为中国核工业功勋人物。

与同事们讨论问题的戴传曾（右一） 图源：中科院学部局

　　1990年，戴传曾因心肾衰竭去世，享年69岁。“戴先生有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只要国家有需要，他就会立即接受任务，而且积极主动地做好工作。”戴传曾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焕乔说。

　　英国学成归来

　　1921年12月21日，戴传曾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书香世家。1938年，戴传曾考上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学校首届学生。昆明校舍条件十分艰苦，学生们40多人住在一间茅草房里，饭厅、图书馆都在大草棚中。面对日机的频繁轰炸，他们白天往山里跑，晚上上课。

　　戴传曾师从吴有训、赵忠尧、霍秉权、饶毓泰、叶企孙等老一辈物理学家。杨振宁是他的同班同学。“由于班上有天资突出的同学带动，整个学习水平提高了。”戴传曾回忆说。

　　1942年，在物理学家吴大猷的指导下，戴传曾完成了关于用分析力学解决天体中行星运动问题的毕业论文。1946年，戴传曾参加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考试，在400人参加的物理专业考试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前往英国留学。1947年至1951年间，戴传曾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学习，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子发现者查德威克，从事核物理科学研究，在国际上开启了（d,n）削裂反应的研究。

　　1951年，戴传曾博士毕业。那时，他做出了诸多重要成果，是国际上闪耀的科学“新星”，许多科研机构向他抛来橄榄枝。戴传曾女儿戴依明回忆，她曾问过父亲，为什么一定要回国。戴传曾回答她：“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听说新中国成立了，内心很兴奋，感觉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我想新中国肯定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我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

　　1951年底，在寒冷的冬季，戴传曾怀着激动的心情到达北京，时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和原子能研究所前身）所长钱三强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他，揭开了他在国内原子能科研工作的第一页。

　　来到研究所，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戴传曾主持气体探测器组工作，和同事从吹玻璃、设计电路开始，几天工夫就从北京协和医院废弃的镭源提取氡气，做成了强度很强但衰减很快的氡铍中子源。中子物理实验“开张了”。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科研工作艰难起步。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让戴传曾尤感责任重大。“当时的科研条件特别简陋，父亲就带着刚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从修复液氮空气压缩机开始，自己动手制备液氮，然后再骑着三轮车拉回中关村。”戴依明说。

　　临危受命硕果累累

　　戴传曾一直致力于实验核物理、反应堆物理、反应堆工程和核电安全方面的分析研究，他参加了中国第一个大型材料热室的施工设计，组织领导、指导了大型电磁分离器等多种仪器研制和核潜艇动力堆等多项重点项目研究，开发了单晶硅中子嬗变掺杂技术，在新中国核电领域奇迹般地创造了“五个第一”，即第一台“东风一号”中子晶体谱仪、第一台中子衍射谱仪、第一座快中子零功率堆、第一批中子嬗变掺磷的单晶硅和第一座微型中子源反应堆。

　　戴传曾在回忆中总结道，“这些都是我们不怕艰苦和困难开创的，当时条件虽然艰苦，但目标明确，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在祖国的原子能事业中做出了一定的工作成绩。”

　　上世纪60年代，因国家原子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戴传曾转而从事反应堆工程和核技术应用的实验研究。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全部撤走，留下了许多“半截子”工作。戴传曾临危受命，担任生产堆的科学顾问。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确定了“49-3”高通量堆的用途、规模、堆型以及堆物理方案；与科技人员一起完成了核潜艇元件的辐照检验任务；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大型材料热室的工艺、施工设计，使项目内容和规模接近20世纪70年代初的国际水平，为我国材料辐照实验研究开创了条件。

　　随着科学的春天到来，国家经济也进入迅猛发展期。戴传曾认为，核科学技术，尤其是核能、核技术应该到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去，为发展经济作贡献、为和平利用原子能作贡献。

　　戴传曾作为西南联大的第一批新生，经历了国力衰弱、强敌入侵、民族存亡的危机，因此虽身住茅草屋却心怀科技救国的强烈愿望。他们深感重任在肩，因此拼命学习、忘我工作成为了一代知识精英们一生的自觉行动。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曾这样评价戴传曾，“为我国核事业发展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永远铭记在核科技战线的广大工作人员心中。”这也是值得后人传承和学习的精神风骨。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报、中国核工业报

　　作者：刘建华

　　编辑：赵狄娜

　　审核：龚紫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