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者”的三重安全意蕴

　　文|谢波

　　“国之大者”，顾名思义，“国”即中国，“大”代表中国的大事、要事，“国之大者”正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乎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大事要事。尽管在乡村振兴、生态环境保护、高等教育、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工作等不同语境下,“国之大者”的所指各有侧重，但毫无疑问安全因素应包含在内，国家安全本身也系“国之大者”。作为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国之大者”融贯历史、现实和未来，对于新时代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国之大者”为安全提供历史之鉴：从视“戎”“兵”为“国之大事”到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重要基石”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老师。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是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警示。回望历史，古人对“国之大者”形成了独特的认识，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深处，其中与国家安全最为攸关者，莫过于将安全与军政紧紧联系起来，把“戎”“兵”等视为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国之大事”。

　　爬梳文献，历史上较早有关“国之大者”的记载出自《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指祭祀，而“戎”则与军事、战争有关。据统计，从《汉书》至《清史稿》，正史中类似记载凡16次。例如，《旧唐书》载，唐代宗诏云“国之大事，戎马为先”；《明史》载，明太祖诏曰“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等。又如，《南史》载，南朝大臣臧焘上奏“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魏书》载，北魏路思令奏疏“臣闻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等。此外，史料中把“兵”作为“国之大事”的表述亦不在少数，最典型者当属《孙子兵法·始计篇》开明宗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另有，《汉书》载，西汉将领赵充国言“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宋史》载，北宋名将种师中云“兵势国之大事”；《清史稿》载，乾隆十四年诏言“兵戎国之大事”等。这些无疑都是历史智慧的彰显，说明将军政视作“国之大事”成为古代君臣上下的共识，集中展示出古人对军政之于国家安危重要性的理性认识。

　　每个时代的“国之大者”，总是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连。近代以降，国家民族遭遇空前安全危机，无数有识之士在反对侵略、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对“国之大者”有了更深的认识，除军事外更多安全因素进入了历史的大视野。中国首位驻外使节、晚清官员郭嵩焘感叹“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指出，“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甲午中日战争后，面对民族危亡，梁启超直言：“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以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然也。”这些“国之大患”构成近代中国的“国之大者”，其很多与今天安全领域中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不无关联。

　　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才能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正是由于古往今来“安全”之于国家生存发展始终不变的重要性，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对于国家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我们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高度重视，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把准把牢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大方向、大利益、大使命，自觉从国家安全角度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

　　“国之大者”为安全提出现实之策：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些古语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忧患意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精神气质和生存智慧。我们党诞生于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同样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治国理政重大原则必然要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和全过程，其作为“国之大者”彰显了新形势下应对安全威胁挑战的底线思维，构成当前国家安全治理的一个重要逻辑基点。

　　一方面，要提高政治站位，“虑患”“知危”，对国家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心中有数、了然于胸。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被放到“两个大局”中统筹谋划，“三大趋势”“三个前所未有”“三个重大危险”等一系列战略判断得以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同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息息相关，对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总的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我国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新起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影响国家安全的风险挑战因素增多，安全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

　　这些安全形势新变化无疑皆属“国之大者”，其建构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之上，是对“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治国理政重大原则的运用。面对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我们可以抱持三种态度：一种是仅仅看到困难和挑战而悲观失意、裹足不前；二是只看到机遇和优势而盲目乐观、心浮气躁；三是既看到挑战也看到机遇，勇敢迎接挑战，克服困难，从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为机。显然，前两种态度都失之于片面与偏激，只有第三种态度才是科学和务实的。为此，唯有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能力，才能真正在“有数”的基础上，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

　　另一方面，要强化责任担当，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015年颁布的新《国家安全法》规定，我国公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2017年修改党章也新增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内容。这些清楚说明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各主体都必须明确自己的责任定位。同时，在国家安全治理中还要运用好系统思维方法，这样才能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的安全“大棋局”，从而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合力推动构建大安全格局。

　　新时代天下并不太平，我们面临的安全风险挑战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而且越来越复杂，可能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在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面前，必须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做好打持久战的充分准备。同时，在安全斗争中也存在如何处理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重点与非重点关系的问题，此时要讲求斗争艺术、善于斗争，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根据国家安全形势变化，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拿捏斗争火候，把握好斗争的时、度、效，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实现斗争效果最大化。

　　“国之大者”为安全指引未来之路：不断增强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的能力

　　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但是较之“维护”，“塑造”具有更强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这同心怀“国之大者”要有“战略眼光”“把握大势”等要求是高度契合、一脉相承的。“坚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维护中塑造国家安全，通过塑造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擘画出“国之大者”之于安全的未来蓝图。

　　以理念塑造安全，不断丰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是客观事实的本质性反映，对行动具有引领作用，科学的思想理念往往可以塑造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格局。纵观人类文明史，以新理念塑造新格局的例子不胜枚举。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内容丰富、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其关键在“总体”二字，强调“全面”而不是“全部”，这就回应了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外延更加丰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内外因素更加复杂的安全形势新变化，有利于对大安全格局进行系统塑造。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可以概括为“五大要素”“五对关系”，而在“总体”的统领下这些都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概念。例如，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国家安全向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拓展即体现了开放与包容，其无疑有助于与时俱进在新型领域塑造安全态势。此外，理念对安全的塑造还可以通过安全治理实践得到检验运用，进而又使理念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既对疫情防控本身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更对未来如何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以制度塑造安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古语云：“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科学完备的制度对国家安全态势的结构化塑造具有重要作用，法律制度则是重中之重。历史和实践证明，体现“制度之治”的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近年来，尽管我国国家安全领域立法进展显著，但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仍然存在健全完善的空间。特别是随着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日益突出，迫切需要统筹好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一方面，对于“人有我无”的法律制度，要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及时补齐制度短板缺项，争取实现“弯道超车”以塑造有利的安全态势。另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和践行多边主义，在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基础上，争取和提高制度性话语权，与国际社会一道重塑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对于太空、深海、极地等具有重大现实和潜在国家利益的新型领域，西方发达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逐步将其作为安全战略和立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国家安全法》也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下一步应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加快推动相关立法进程。

　　以话语塑造安全，阐述全球安全观讲好安全故事。“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这深刻阐明了话语权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一旦“失语”“无语”就难免陷入被动挨骂境地，使国家形象和安全利益受损，因此必须加强安全话语体系建设。为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提出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旗帜，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推进国际共同安全。这些都是中国主张和中国智慧的生动体现。要努力争取安全上的国际话语权，找到“想讲”与“想听”的结合点，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安全”等能引发国际社会共鸣的新概念新表述为纽带，打造融通中外的安全话语体系，全面阐述我国的安全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让世界都能听到听清中国声音。同时，注意把握中外传受方式差异，立足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依托我国和平发展实践，讲好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安全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减少对中国的安全疑虑和误判，从而塑造有利于国家安全的国际舆论环境。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研究员，法学博士）

　　编辑：赵狄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