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

 《小康》 ● 中国小康网   2016-02-14 16:20:10

  反腐败要讲公平性,改革中的试错不是腐败

  反寡头政治,就必须表现出政治性,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政治就是要有斗争有妥协,任何国家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但如果政治上基本整治得差不多了,反腐败回归常态,那就是要讲公平性,发现一个抓一个。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反腐败运动出现了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比如到基层去看,现在出现了互相举报。互相举报很廉价,你举报我,我举报你,但法治就建立不起来,搞得人人自危。因为没有一个“底线”,就非常麻烦。另外,腐败的定义不清楚。反腐败并不意味着要让官僚机构不作为,但现在很多官僚都不愿作为了。官员执行政策过程中犯的错误不一定是腐败,改革中的试错也不叫腐败,这一定要区分开来。

  另外,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实现主要领导干部终身责任制,这在理念上都是对的,但如果不在细节上规定好,就很麻烦。我和一些地方官员交流,他们说这意味着,理论上即使退休了也可能被抓回去,对此很担忧。所以,互相举报现象,不清晰的终身责任制,改革试错与腐败之间的界定不清,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现在老百姓给反腐败打上一个问号。反腐败已经三年了,现在应该总结一下经验,取得了哪些成绩,哪些地方有需要纠正的问题。

  现在的反腐败是政策层面的。而制度层面,要从治标走向治本。但是,现在制度层面的反腐,中国也在做。很多人说没做,老是说中国没有制度建设,这是不对的。比如,建立以中纪委为核心的反腐败体系,就很有必要。中国反腐败机构是世界上最多的:党口、政府口、人大、政协等等,但还是有很多腐败。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单一的反腐败机构:廉政公署和反贪局。为什么那么清廉?因为高效集中。现在中纪委将反腐败权力集中起来,这是对的。但这些还是不够。如何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仍是需要努力的。政策层面的问题要看,制度层面新的体系的产生也非常重要,不要让人说反腐败只是一场“运动”。

  如何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到平衡?

  中国到了改革这一步,集权是需要的,不仅是为了推动改革。我觉得现在所有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都是集权的,只是如何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到平衡。

  中国首先需要回答,是制度集权还是个人集权。如果是制度集权,那我觉得在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制度集权是永恒的事情。集权不见得没有分权,不是所有权力都在中央。我的判断是,无论反腐败、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集权都是需要的,但权力还是要向制度倾斜,而不是向个人倾斜。现在中国建立的几个领导小组都是制度化的、公开的,以前的领导小组是不公开的。桌子底下的领导小组很容易成为个别领导人操纵权力的工具。如果摆在台面上,制度化了,就没问题了。所以,制度集权是需要支持的,个人集权是需要预防的。

  不过,任何改革在发动的时候都需要集权,但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又肯定要分权。现在为什么很多东西落实不下去。我觉得集权已经到位了,下一步就要分权。分权集权不一定是矛盾的,要选择性地集权和选择性地分权,该集权的地方集,该分权的地方分。现在的状态是,该集权的地方已经集中起来了,是对的,但该分权的地方还没分权。比如行政审批权的下放,现在还做的不到位。官僚体制不作为,又没有把权力分到社会、企业,自己把权力放到手里也不用,形成一种“权力挟制”状态。下一步要分权,该分的权力要分下去,否则就可能出现广泛的惰政。所以不要把集权和分权对立起来,所有的近代国家都有集权的方面,也有分权的方面,就看你的体制如何设计。

  未来3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中国要真正变成一个强国,要成为制度强国。从政策层面看,现在变得很好,以后的任务是上升到制度层面,法律、宪法层面。毛泽东的30年,主要任务是国家的整合。邓小平的30年,基本是在搞经济建设,把人均GDP提高,把一个穷国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下一步,就是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也需要30多年的时间。到本世纪中叶,如果把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把法治建设好,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很多学者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作者: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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