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兰妮:与抑郁症同行,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小康》 ● 中国小康网   2021-09-22 14:57:53

  身处孤独绝望的人啊,你要相信,虽在无人旷野,一定会有一束爱的灵光为你而来。——李兰妮

  李兰妮

  1956年生,黑龙江宾县人。深圳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深圳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5月调入深圳市文联。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同年获庄重文文学奖。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2008年,长篇纪实文学《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入选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文学名著系列。

  2013年1月,长篇纪实小说《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21年8月,长篇纪实文学《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手记

  李兰妮的书,第一时间我总是不敢读。

  2008年,她的长篇纪实《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出版。最终鼓励我翻开它的,是“星星雨”田惠平——中国孤独症儿童教育开创者,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母亲。田惠平为这本书写的后记里有这样的话:“对于抑郁症,我们仍知之不多、需要学习。兰妮这本书,就是一本沟通之书。”“这种病的病人,对外界是有感知的。这是她的不幸。但因为有感知,还能思维,她说出了抑郁症的一切。让我们知道怎样去帮她,这又是她的幸,也是医学之幸。”

  《旷野无人》读得我心惊肉跳,至今记得书里她那位有强迫症状的母亲——擦窗户会用力到把漆都擦掉,直到木头露出白色;打孩子,一定要打到她自己笑起来才罢手。读完又很羞愧,那年我已经采访过“友谊心友”的柏晓利——她多年救治的抑郁病人说她“能度人”——柏大夫曾经对我寄予厚望:“得有个记者懂这个。”可是我一直鲜有作为。想想李兰妮,她病得那么重,命运那么多舛,原生家庭问题那么大,可人家还能对这世界、对病友有所贡献……

  后来,见过她上《锵锵三人行》,她好瘦。多少年里,偶尔会想:李兰妮还活着吗?因为《旷野无人》里她的痛苦真的惊到了那么见多识广、在自己的命运面前那么强韧的田惠平,田惠平在那篇后记里甚至说:“现在我很想对兰妮说,如果有一天,你想走就走吧,只要那是为了你自己。读了这本书你就明白,真正的尊重生命,就是尊重每个个人的特点。”

  没想时间过去13年,会有李兰妮又一本新书来到我的案头。《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封面是黑色的,我把它压到别的书下面,平日里时不时对那堆书瞟上一眼,深呼吸。我知道我一定会有要翻开它的一天,因为我不可能放弃她成为我的访谈对象。

  14日上午10点,李兰妮走下广州大厦的电梯来接我。她愈发瘦,但是花色的上衣里有红色。纤长的脖颈,不加掩饰地暴露着几次癌症手术留下的刀痕。她出差随身带茉莉花茶——“芳香精油对抑郁症好“、广式零食里经典的陈皮和橄榄,还有口感温润的糖——“要吃点甜的”。她在酒店普通的扶手椅上,把自己卷成各种舒适又优雅的姿势,病弱、单薄,又美好。

  “进精神病院之前,我真的怕。”但她还是去了,还住了南北两家。她原本还想“北上广深”的精神病院都住一遍。她还去体验电疗。

  “我希望告诉那些尤其是年轻朋友,有这个病不是你的错,但是你得去治。你不要整天躲在角落里头,自己责备自己。如果父母、亲戚不理解,当他们说‘你就是懒吧,你这叫什么什么吧’的时候,你不要被这种情绪左右,你要告诉自己说:‘我要去找专业的医生看看这到底是不是病。如果是病,专业的医生是能给我治好的。’”

  李兰妮没有要孩子,她害怕抑郁症遗传。但是她希望传递希望:“一束阳光有时比药物还见效。我们在黑暗时感受光亮的敏感度远超常人。”

  亲身体会电疗,力戒居高临下

  北青报:您进精神病院体验、观察我能理解,为什么非要做电疗呢?

  李兰妮:你看我这本书里写到的那个“高儿”,1米86的大小伙子。我估计他父母都应该是高知吧,他父亲我觉得可能是做设计的,整天拿个电脑在那。“高儿”自己是医学院大三的学生。按说他们这样的家庭,资源什么的应该挺好。但是在医院里,我就这么面对面地,看着这两口子逼着儿子,那个妈就拿饺子往他的嘴里塞。这儿子真的就是一直,我见了他几天都是这么木僵的,就低着个头说“不可以,不可以”。我本来告诉自己在里头不要管闲事,但是实在忍不住了。后来他们告诉我“医生建议电休克”,他们不愿意怎么怎么的。“高儿”病程都八个月了,你想孩子读的是医学院,母亲是大城市好医院的医生,那他们都不敢。实际上就是要常识来普及嘛。我说“我就电击过”。孩子没有什么反应的,但这两个父母说:“啊,你电击过?!看起来你很正常。”然后他们才下决心说给这个孩子电疗。后来“高儿”的木僵状态日见消失。我在广州惠爱和北医六院见过多名接受电击治疗的病人,于“高儿”,疗效可称“神奇”。但是也有别的恢复缓慢的病人。

  这个让我很感慨。但是我不能深入往下写,我不能发各种议论。因为你对人家随便论断是不对的,可能是它的原因太多了。你不能指责他的父母哪里哪里不对,所以我很多地方只能是点到为止。

  北青报:从我读书的感觉,您做得非常好,很适度。

  李兰妮:尤其这10年,尤其90后的孩子,他们在网上接受的知识太多了。其实他所吸收到的知识,可能远远比你作者要丰富,很多他都能看法语原著、英语原著,也有很多是留学回来的。这些孩子一出生,咱们国家就已经是比较富足,起码城市里头很多都小康了。你给他发一顿评论,批判这个论断那个,第一,这些读者并不接受;第二,你自己就有点居高临下了。

  北青报:在医院看到年轻的病人多吗?

  李兰妮:很多。尤其在北医六院,我看那个孩子我挺心疼的,就是那个“莫有爱”。我不知道她是河南的还是东北的,其实这孩子长得比我还高一点,也还挺壮实的。但是她每天那么崩溃那么哭,经常是从病房走廊的那一头,“嗷嗷嗷”哭到这一头,就在那里喊“妈呀你不爱我。我莫有爱!从小就不爱,你就是不爱我……妈呀我莫有爱……”

  后来我知道她从小跟着奶奶生活,6岁眼看着奶奶在她面前意外去世。她回到父母家,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弟弟,然后又换新环境。那这孩子其实她永远就没翻篇。没有人真正解她这个结。那她父母当然后来很明白了,就觉得以前很对不起她,当年就会斥责她:“你看你姐多听话,你姐只比你大一岁,然后你弟……”北方人,那肯定对男孩又更那个。那你心想这孩子可能永远忘不了奶奶和她在一起的时光,和奶奶在她面前永别的那个场面。

  她这个叫创伤后应激障碍,就永远没有过去啊。她现在20多岁了。

  酒滥用和酒依赖

  可以改变人整个神经系统

  北青报:我觉得您这次书的结构很好,每一章,前面一个病人的故事,然后是“医学选摘”和“历史闪回”。就像“莫有爱”的故事后面链接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你写到的这些病人,你是每一个综合了很多人,还是说每一个就是每一个?

  李兰妮:每一个就是每一个。

  北青报:那我就觉得特别巧,你遇到的这些人涵盖了重要的各种精神障碍。

  李兰妮:因为我选择呀。我其实碰到的更多,我就想应该选哪一个出来。

  北青报:所以我觉得您选得特别好,比如说有那种过度关注自己容貌的。

  李兰妮:唉,对,那个人讨厌死了,那个大厨。天天占着水房镜子看自己。我原来就是很讨厌这个人,而且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病。但是后来,因为看《精神病学》,我就明白这个人是“躯体变形障碍”。包括很多人去整容,大家有时候就觉得奇怪,你演员整容嘛,人靠这吃饭啊。但是有一些不是演员的,他为什么?他还不是整一次,他是无限次的。那实际上就是“躯体变形障碍”。你如果不解决他这个生物方面的问题,从所谓心理、从社会解决,根本不行。

  北青报:还有那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人老了变得特别“色”。其实这在生活中也不少,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李兰妮:那实际上是额颞叶性痴呆。我有个朋友的妈,她是骂人,骂得呀,大家都非常惊讶。因为她以前是国民党高官的女儿,极其的风姿绰约,追求她的人无数。但是她到了那种时候,第一,她就会说所有的人要害她。第二呢,她就破口大骂、吐口水。它实际上都是额颞叶性痴呆,男女都会有。

  北青报:我还特别高兴看到你提到了酒精成瘾问题。我以前曾经想各种机会,在我文章里提示这个问题。好多人只是觉得“不就喝酒吗”?觉得这是个德行问题,就是说这个人酒德不好,但其实这也是一种上瘾行为。

  李兰妮:我一个呢,是对这个很感兴趣;第二,我自己也喝酒。我没有想到送这么多人进精神病院来治这个。为什么一定到医院戒呢?后来是书里那个“小财姐”的丈夫跟我讲。因为你在那里而想问护士不行,他们很忙很忙。你想问医生更够不着。正好“小财姐”的丈夫,他曾经在这里戒过,戒过三次还是什么的。问他他就说,你如果不进医院戒,你如果是酒精上瘾非常重的话,突然有戒断反应搞不好会死。不死它的那个反应也会很大,而且也不能戒断。

  北医六院好像是中国第一个开设戒酒的区域。但是我看到那些我没敢展开,太多了,各种各样原因的。我数了一下,它基本上保持的有20多个是戒酒瘾的。书里那个“烧鸭哥”,他看起来可能是在很大公司工作的。他以前并不是喝得这么厉害,但是要签单嘛,签大单。后来喝得都挂相了,领导就不给他大单了,没有大单他收入就少啊。

  最可怜的实际上是那个“花哥”,戒酒时间那么长。我们当时很讨厌他,他穿得特别的花里胡哨,那个颜色呀都晃眼,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选衣服的。但是他后来突然说,他是由于目睹对面邻居全家被杀的现场,他是被这个惊着了。而且一开始给治反了。他比我早进来,后来我出院他还没好。

  它为什么难?就是长期酗酒的人,酒精已经改变了他整个的神经系统,比如脑神经。我为什么在书里提到共病?像北医六院,它的科研已经跟国际开始接轨了,所以他们在研究每一个患者的时候,不仅仅是头疼医头,会把其他的症状联系起来。所以为什么那个“小蘑菇”说“同样的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搭配不同,药量不同,效果就是不同”,她说这是个神奇的地方。北医六院它在药物治疗方面是非常好的。

  中国有酒文化的传统,没有看到这些戒酒病人的时候,我其实对喝酒是很欣赏的。我觉得喝酒,你只要是能喝,当然酒风必须好,另外你不要喝公款的,你自己拿酒来喝,酒逢知己千杯少。后来才知道酒精成瘾这个问题这么严重。

  精神病毒无孔不入,而且无人能够免疫

  北青报:还有我觉得特别好的是,你提到了官员自杀和医生的精神障碍问题。常常会在听说官员自杀的消息之后,看到相关单位出来一个公告说他得了抑郁症。有人会觉得这是在为官员找借口,怎么谁都是抑郁症?

  李兰妮:我书里引用了研究中心的数据,自杀的官员里头有46%是伴有抑郁症的。官员压力很大。曾经我和责编都犹豫,不知道写了出版社会不会给删掉。但是后来我就跟责编讲,这个官员自杀现象其实很厉害了。后来我和责编专门补充地去了一趟北医六院,请黄悦勤教授谈这个官员自杀的问题。她就讲她们那时候跟大机关都建议,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要做那种问卷调查,甚至纳入体检。要早点发现,也是保护干部。

  我认识的官员里头就有自杀的。每次开会他都跟我谈抑郁症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他有抑郁症,以为是说他太太。我住北医六院的时候,我知道他特别关注,还专门给他发了一个微信。没有想到我出院才第五天,他自杀了。那时我还在北京,因为要待四天才能拿到病历。

  北青报:另外,看您书里说,都有旁边医院的医生,手术帽都没摘,直接跑过来看病。

  李兰妮:所以我很多时候真的很心疼医生。医生是高危职业,抑郁、自杀比例比其他群体高。而精神专科医生,又是医生中的高危群体。他们比其他科室的医生群体更沉默、更艰难、更少有人关注和理解。他们一般一个星期出两次诊,每个病人他看40分钟左右,他们自己的压力都很大,都要找其他的医生诉说来宣泄。

  就像我就住在中山大学里头,遇见过好几个老师说学生抑郁,要防止自杀,学校会让那些老师盯紧,他们说“那我们老师抑郁谁管呢?”然后也见过就是精神科的医生毫无办法地说:“哎呀,我一个同事也自杀了。他本来是雄心勃勃想救很多的人的。”我读《雅致的精神病院》这本书,麦克林医院上世纪60年代有两三任医务主任自杀,有院长成为重度精神病人。书中有言:“精神病毒无孔不入,而且无人能够免疫。”那你怎么办?

  你只能学会常识。所以我很希望年轻的这一代,比如说90后,我真寄希望于他们。如果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知识,既懂得保护自己,也能够帮助父母,还能够对他们的下一代有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灾难是可以预防的。

  北青报:嗯,像您书里写:“医学进步,已能够通过神经成像技术、脑监测等筛选出神经异常或潜在的精神病患者。这是防治精神病的重要一环。”

  李兰妮:就像我写到的那位法隆教授,大脑神经解剖学专家,偶然的机会,发现自己的脑部扫描图不正常,与他研究的十几名杀人罪犯的大脑扫描图在图像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他从遗传学、行为学、精神病学角度入手,对自己父系、母系家族史进行追踪、研究。他与身边的同事、朋友、家人深谈,发现自己有轻度心理变态。在有关心理变态的海尔量表四个标准中,他除了没有反社会倾向,其他三项均存在:虚荣、冷酷、不可靠。他没有成为心理变态狂,原因是从小父母对他的爱和教育。他指出,可以通过行为因素、基因因素、后天因素、精神病学因素和社会因素去排查社区,在变态人格者幼年时就发现他们,并使他们远离麻烦。比如给他一种爱的环境,包括请他的班主任特别地对他有一种健康良好的关照、引导,于是他才不会出大事。

  为什么我总说我精神病医院住过两家,精神病院里头的病人不可怕?因为他能够受控,他打了针、吃了药就没有威胁了。我觉得真正可怕的就是那种反社会人格的,他隐藏得很好,他很会说谎,他专门以占别人的便宜、伤害别人为乐,而且他很会伪装,很巧妙地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北青报:两度精神病院之旅,对你个人的影响是怎样的?写《野地灵光》,对你自己有没有治愈作用?

  李兰妮:经历和写作的过程都对我伤害很大,而且我现在还没有那种写完书的成就感。但是人性是通过疾苦凸显出的,德性是通过对疾苦的共性而彰显的。曾经,我听过一首童声合唱,记得几句歌词,大意是: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不遇苦难,任意驱驰;却曾应许,生活有力,危难有爱,行路有光。

  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

作者:吴菲
责任编辑:王一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