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货店田代屋在近代上海的国际化

　　李艳丽

　　作为日本传统艺术代表的有田烧，在1868年来到了上海。它是日本长崎老铺“田代屋”上海分号的主打商品，这家上海最早期开设的日本商店经营陶漆器及木梳、镜子等化妆用品，位于南苏州路、圆明园路交界处，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背后。

　　陶瓷杂货店的使命

　　1862年“千岁丸”的首航为日本输送了诸多信息，尤其是长崎。一朝明治维新，“文明开化，殖产兴业”。明治初期的主要产业是缫丝业，工艺品成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契机是世博会。国际上热门的美术贸易市场促进了陶瓷产业的发展，陶瓷器成为日本出口的中心产物，至1889年左右甚至达到了国内生产总额的近6成（见宫地英敏《近代日本の陶磁器業》，2008）。

　　日本最初的陶瓷是从中国引进的。事实上，著名的“濑户烧”“伊万里烧”“有田烧”“九谷烧”“柿右卫门样式”均是受到了中国宋、明、清的陶瓷技艺的重要影响。有田烧指的是佐贺县西部有田地区一带烧制的瓷器总称。自1610年代起，有田瓷器生产之初便仿制了很多朝鲜式的白瓷、朝鲜风的器型、古染的中国风瓷器，逐渐地中国元素占据了主要地位。后来，随着技术及意趣的变化，待到18世纪前半成为出口欧洲的前锋时，有田烧已经脱离了对中国陶瓷的直接模仿而确立了独立性。至近代，有田烧带着日本的文化韵味来到了上海。

　　“千岁丸”首航之后，田代屋也来到上海考察，敏锐地察觉到上海的贸易潜力，开设了田代屋分号。它毫无疑问成为长崎乃至日本对中国陶瓷贸易的一个窗口。对于上海这个重要的市场，日本政府针对陶瓷业，从需求、款式、顾客群等方面展开了详细调查。

　　例如在《从上海的中国人生活水平看对日本陶瓷器的需求情况》（见石黑秀久《清国上海陶瓷器业练习调查报告》，1906）中有记述：“下层社会也喜欢在桌子上摆上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喜欢好看的器皿。因其用途众多，所以我国当在这方面加以重视，此为我国陶瓷器的希望。”虽说田代屋是一个杂货店，但是杂货并不是品质低下的小商品的意思，而重于日常用品的涵义。所以田代屋里有有田烧。

　　在经济发达的上海，尤其还有着租界的西洋人群体，以有田烧为代表的日本瓷器，显然是有市场的。并且，作为港口城市，上海市场成为通往中国其他城市的重要枢纽。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一个人口60余万的大都市。没有一家日本商人的店仅销售日本陶瓷器；中国商人销售日本瓷器的只有法租界内的几家；西洋商人销售日本杂货兼日本陶瓷器的，只有原英租界内的一家（见黑田政宪《清国窑业视察复命书》，1901）。如此，以细致的区域划分、经营者国籍区分，分别考察了旧市街、公共租界大马路、小马路、四马路、虹口、虹口文路，可见：在上海的日本商店陈设的日本陶瓷器种类有粟田烧、濑户烧、美浓烧、九谷烧、有田烧等，主要是饮食餐具、装饰品；咖啡具主要为符合欧美人的嗜好。中国商人销售日本陶瓷器主要是因其符合中国人的需求，如尾张美浓的素坯上画着中国意趣的花木、人物等彩图。经由中国商人之手传入的日本陶瓷器，每年大约三四万两，主要是些粗制的饭茶碗小盘子等，商品多销往苏杭地区。

　　这些细致的调查为日本政府调整瓷器的图案设计、生产技艺及出口计划提供了重要指南。明治中期以后，日本对中国的陶瓷器出口额远超对欧美出口额。1882年向中国出口的陶瓷器已超76000日元，约占全年陶瓷器出口额的13%，五年后的1887年，该金额超过了385000日元，中国成为日本陶瓷器的最大贸易国（见前崎信也《明治时代日本对中国的陶瓷出口（1）》，2012）。

　　1867年6月，佐贺藩为在中国销售陶瓷器及石炭，决定在上海开设佐嘉商会上海支店。而陶瓷器出口的鉴札（营业执照），早在1856年时已经移交于田代纹左卫门，这就是后来的田代屋上海分号的长崎本家掌门人。佐贺藩发展海外贸易的目的在于储备资金以进口蒸汽船、武器等装备。这才是日本富国之策的真正目的所在。

　　接待政客名流的旅馆

　　作为瓷器分店，田代屋在上海的经营情况可以查到的资料只有寥寥数语，似乎不是很发达，后来甚至转为煤炭经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田代屋还兼营旅馆。

　　上海开埠后，客栈酒店陆续开设。1846年英国人阿斯脱豪夫·礼查建造了“礼查饭店”，这是上海第一家近代化洋式旅馆；法国人在法租界建造了“密采里”法式旅馆。“千岁丸”来访上海之时尚未有日本旅馆，日本官员只能住宿于中国人经营的客栈，随船的长崎商人和官员的随从只能宿在“千岁丸”狭小的船舱里。

　　1870年，上海只有日侨7人。由于早期来沪日本人中贫困者居多，住不起中国客栈和西洋旅馆，且有语言障碍，田代屋主田代源平便开了田代屋旅馆，这是最早出现在上海的类似中国客栈式的日本旅馆。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1875年3月9日）记：“田代屋杂货店，经理藤原弥平。位于右英地界苏州路第一番地，客室四间，伙食费一日分，洋银七十五钱。”旅馆虽小，却是当时上海唯一的日本人经营的旅馆，除了接待普通商人外，还接待了日本政府特使和文化名人。

　　1873年8月20日《申报》刊广告：“代写联幅。启者本行新来一客，自号胆斋先生，系日本名士也，善书四体兼精行楷。如蒙诸宝号欲写联幅者，祈请至小行面嘱可也。笔资相宜，特此布闻。闰六月二十八日，大桥下东洋田代屋行告白。”

　　广告中的胆斋先生，即庄田胆斋翁（1815—1876），日本会津人，名忠坦，字君平，号胆斋。跟随星研堂学习书法，入江户卷菱湖门下，归藩后成为藩之祐笔，是书法家。明治以后出任福岛县、文部省官职，后辞职，前往中国，与中国书画家交流颇多。因其在苏州所咏诗句极佳而被当地人称为“寒山先生”，后来据说在寒山寺内建了诗碑。胆斋在其著作《西航漫吟》中述及1873年7月渡清，与胡公寿、吴廷康、郭传璞等画家名儒的交往轶事。

　　19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派外交特使来中国，在上海时即下榻于只有四间客房且主营杂货生意的田代屋。1884年10月22日，一批日本记者来访上海，也一同入住田代屋。

　　这些政府要人及党派、大报的重要人员的来访，频频与不起眼的田代屋挂钩。事实上，不仅田代屋，1871年前后开设在上海的日本杂货店，如荒木屋、木棉屋、崎阳号等也兼营旅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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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在吸收了东西古今的情趣及工艺之后，有田烧通过田代屋来到了上海，这一“文化回流”不仅提供了饶有兴味的艺术交融的途径示例；田代屋在近代新兴都市上海的经营活动也折射出了中日经济往来贸易中的一个侧面。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