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客人文清华讲坛发表演讲《纳天为画》 韩美林：艺术无法，强调个性 独立性 民族性

　　87岁的韩美林先生设计的潮玩为何大受追捧？他在绘画、书法、雕塑、陶瓷、设计等诸多领域取得非凡成就的秘诀是什么？

　　3月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韩美林在人文清华讲坛发表演讲《纳天为画》，结合他精彩的艺术人生，倾情讲述艺术之道。韩美林先生表示，正是恩师的谆谆教导、人生的历练和民族艺术丰富的滋养汇流成他的艺术营养，帮助他“纳天为画”。艺术家要用爱超越苦难。艺术创作既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对传统进行认真的学习和模仿，做好传承，但同时又要敢于不断创新突破，这也是他能够在艺术领域不断跨界，年近90创造力仍然十分蓬勃的秘诀。

　　启蒙时期的教育能够影响人一辈子

　　我已经87了，但是我要讲我们不能老停留在那个时代，不能老是画牡丹、虾米。我们永远不能跟着潮流走，潮会退下去，流会远去，我们必须跟着时代走，时代才是永恒的。

　　我们现在是多方面发展的智能时代，我去过量子所，什么超子、质子、量子、强子、负离子、粒子、反粒子，我们记了一大堆概念，将来量子通信也能覆盖全世界，就像数学覆盖全世界一样。光记住那些词什么意思，显得自己有学问？不是，现在我必须跟全国学生们讲，要扎扎实实做功夫，应该拿出更多的贡献来，因为这个民族需要。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上学路过茶馆，人家倒掉的茶叶捻成一团吞到肚子里，就是我的早点。

　　我是山东人，5岁开始练习书法，6岁开始画画。我那时候读私塾，每个寒、暑假，交一块钱进去写字。我今年87岁了，写了82年的字了。

　　我小时候淘气，先生看我的性格适合练颜鲁公的字，就让我练颜体。现在来看，我写字也好、画画也好，都离不开我们民族的瑰宝——书法，做根基。我在书法上比画画、做雕塑的成就恐怕要强一些，因为练得早。

　　我6岁的时候跑到土地庙里掏土地爷塑像的后屁股，掏出来《四体千字文》《说文古籀》还有《六书分类》几本古书，那时候因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不知道这些跟书法有联系，但是把它当成画来看，很喜欢。到现在，87岁了，我还是一直把我们的古文字当成画来对待，所以创作了“天书”。

　　离开私塾后，我进了济南贫民小学，穷人的孩子只能上这个学校。但是这所学校很注重教育，学校里当时请了很多名人来演讲，包括赵元任老师、演员白云、书法家陈叔亮等名人，我们小时候都见过。当时音乐课还听贝多芬、莫扎特的曲子，但是那时候不知道是谁的音乐，后来到了大学，听音乐一听这么熟，才知道是贝多芬、莫扎特的。

　　我12岁就参军了，在三野24军，就是打上甘岭的那支部队，给万春圃司令当通讯员，牵马、送信、站岗、刷皮鞋、洗裤头、洗袜子，什么都干过。今天我带来了我参军时的小板凳，这是长征时期的小板凳，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我们班长，我们班长上朝鲜战场时把它送给了我。这个小板凳到现在都很结实。我们当兵的时候拿这个又当座位又当枕头，这个小板凳我带了一辈子。启蒙时期的教育能够影响人一辈子，大家都知道我的画很多，但是不卖，外面流通的99%都是假画，我的画都捐给了国家，这跟我的基础教育有关系，我跟着的司令员是老八路，对我的影响很大。

　　后来成立了济南四里山“烈士纪念塔建设委员会”，要修烈士塔，司令员看我喜欢画画，把我调到浮雕组，跟随王昭善、薛俊莲、刘素、张金寿、黄芝亭、黑白龙、关友声等艺术家学习。我当时13岁，就认识了那么多艺术家，很兴奋，开始接触雕塑。后来退伍后我又到话剧团表演话剧，之后又当了小学美术老师。17岁的时候，我一边教小学，一边出版了教材《绘画基本知识》，这个教材很受欢迎。

　　美院恩师助我成才

　　后来我遇到一位苏州美专毕业的女老师，她鼓励我报考中央美院附中。1955年我到北京报考附中时，中央美院的庞薰琹老师亲自跟我谈话，告诉我：“你直接考大学读美院吧，你考不上明年还可以再来考。”我用了21天就把高中的功课都背完了，最后考了第八名。这源自强大的动力，老师鼓励，推着我走，我不好好干怎么行呢？在美院的时候，只要是有时间，老师就带着我们，把我们当成亲儿子一样对待，你想想怎么能不好好学？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庞薰琹老师是我们学院院长，在装饰绘画上给我带来很多启发，我到现在画的东西都有装饰纹。

　　叶浅予老师教我们画速写，他说了一句“画马三块瓦”，这个概括提炼影响了我一辈子。根据这个启发，我开始画牛、画鹿、画人，我知道画牛是方的，画羊是六角形，我自己衍生了这么一些东西，掌握这些概括提炼的原则后，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因为老师教会了我这种方法。

　　黄永玉也是影响我的老师。一支好几个指头粗的毛笔够大了吧？但如果用来画人民大会堂那种大画是不可能的。我大前天还到人民大会堂改我那张大画，那个马看着可不小，一个马屁股就一米五，用毛笔根本画不了，只有用板刷才能画下来。用板刷画国画是黄永玉老师发明的，因为再宽都可以画。跟黄永玉老师，我学会了工具改革。

　　郑可老师教我造型，给他当助教，学到了不少东西，对我影响也很大。我后来总结了一句，“形象只要解决了材料不是问题”，画的、写的、布的、木头的、石头的、草的、烧的、雕的、织的、绣的，都可以做。各种工艺材料要求各种不同的造型，只要形象解决了材料都不是问题。

　　最难的，莫过于简，比如单口相声、五言诗、绝句、独唱、独奏，这都是最难的，最难的也是最简的。我从老师那得到了很多这样的启示，比如画芭蕾舞演员，几根线条就下来了。

　　老师给了我这么多东西，不感谢老师是不可能的。但是从老师那儿学了这么多东西，如果不经过实践不可能“变”，也不可能成才。

　　我的班主任周令钊老师，前几个月刚去世，104岁走的，天安门城楼上第一幅毛主席像就是他画的，他像带自己的孩子一样带我们。人民大会堂天顶上那个满天星灯就有他的贡献，那时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好多建筑都在动工，很忙。周总理点名叫他去见面，他说：“总理咱们时间都挺宝贵的，你叫我来干什么？”总理说：“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厅八百人的礼堂，灯有21吨，按照这个来对比，那人民大会堂更不得了了，光舞台跨度就20多米，顶灯怎么办？”他马上就说：“你早说啊！”很快就画出了满天星灯的构图，一下子就从速写本里撕出来给总理了。周总理拿起来一叠，说：“散会，告诉没来的设计师，让他别来了。”后来这个天顶灯又交给了奚小彭老师重新深化设计。

　　周令钊老师教我水彩，对我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启发。1960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67年开始，我经过了几年苦难生活，这个咱们不谈，咱们是爷们儿。苦难也不一定就不好，苦难说不定是财富，逼着你创新。

　　1972年，我出狱后想画画，但是买不到宣纸，工厂里搞宣传的人给了我一些水彩纸，我就想起水彩来了，我刷上水画画，把周令钊老师的水彩画又往前推了一步。后来这个刷水画成了韩美林的专利，只有我会画。为什么？因为这个洇得很，不好控制。我练了上万遍，才逐渐掌握窍门。有的不太长毛的动物怎么画？通过不断实验我知道了晚一点画，长的毛就小一点。但是碰到熊猫，画完头部的黑圈以后，墨往外洇，也往里洇，怎么办？感谢一个孩子帮了我大忙。一次，我画骆驼，毛都往外洇，小孩趴着看，觉得有意思，上去就戳了一手指头，手指头一戳那个洇的毛就退了，他妈妈上去就两巴掌，我说你打孩子打亏了，这个孩子帮了我，因为他手指头一顶洇都退回去了。所以画熊猫的时候，我就知道往里洇时，要用指头戳一下，这样，就能看见熊猫的眼睛了。

　　不要怕苦难，人掉得越深起点越高

　　在这个摸索的过程中，不客气地讲，我长大了。不仅慢慢明白老师对我的影响，还在他的基础上创新。同时苦难对我不一定是坏事，正是因为苦难才产生了刷水画，正是为了不让人上纲上线，才画了动物，正是因为苦难才逼着我再学篆书。感谢生活让我走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大家不要怕苦难，人掉得越深起点越高，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出狱以后又开始写篆书。我小时候从土地庙发现的几本古文字书，一直被我当成宝贝。我参军后回家探亲，没想到那些书一本都找不到了，我奶奶说她把书拆了给我弟弟当练习本，用完后就烧了。我一听哭得死去活来，从那以后再也不写篆字了。1972年出狱后，我在工厂里劳动，腿断了，拄着双拐回到上海我们家疗养，我哥哥是博物馆馆长，我没事就架着双拐带着两个侄子逛旧书摊，有一天在书店的角落里忽然发现了《六书分类》，我在“文革”中被挑了筋、断了骨头，没想到却在这里见到老友，想起我受的那些罪，我在那儿忍不住痛哭，我两个侄子也不知道叔叔怎么这么哭，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大家心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旁边的人一看我这么哭，也跟着哭，服务员也哭，后来他说：“你放心，我帮你找这些帖。”那时候谁敢动这些古书啊，他也真是敬业，帮我把书配齐了。我把书买回来以后，当宝贝一样来研究这些古文字。

　　汲取民族艺术营养

　　1977年，我的“艺术大篷车”开始下乡，这个对我教育非常大。我走遍了全国，走向了世界各地，也有碰鼻子的时候，也有走得不对劲的时候。到现在，快47年了，每年都下去，最多一次走了3万多公里，我必须脚踏实地，接地气地当一个艺术家。

　　1985年，我们到了宁夏贺兰县的山里，看到了贺兰山岩画。当时，我的艺术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不能跟着学院派教给我的那些写实主义走，不能听什么七法八法的。艺术有法吗？艺术无法，无法之法才是艺术的大法。一看贺兰山岩画，无法，但是人家画得很自由，我一下子开窍了。这些岩画影响了我一生。我为什么一下子走向世界了？就是这些东西。

　　还有篆字、以前的一些文字符号、记号，它们都没有框框，无论什么时候我看它们都像看画一样，我一直用这个思路理解篆字、理解那些无人认识的古文字。这不是跟我的画连在一起了吗？什么毕加索、野兽派，那是人家的派。一些人归国留学回来净想着用国外的艺术取代中国的艺术，其实错了，那是小看了我们这个民族。艺术形象的提炼是最难的，没想到贺兰山岩画一下子让我开了窍，成为我在绘画、书法上的转折点。

　　另外，接触民间、接触人民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下去以后不能一味向人家索取，必须得拿出点东西来和人家交流才行。所以走到哪儿都得入乡随俗，不然拿不到人家的真东西。我们下去以后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画、同哭，讲到伤心事，大家抱起来呜呜大哭。一次到陕西听民歌，那个唱民歌的民间艺人几十年来就只有一条棉裤，我当时给了他一千块钱，那时候一千块钱相当不少了，他跪下给我磕头，我说：“你怎么能给我磕头呢？我是来向你学习的。”赶快抱起来。他浑身尿骚味，和我同去的县长是个女的，离得远远的，但是我没有感到他身上骚。我就是这样慢慢地和老百姓融在一起，只有这样人家才会把真东西教给你。

　　只有下去才真正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我韩美林不再骄傲。我们下去的目的就是做人，我们不能跟人摆派头。

　　我看到我们的农民画牛，画成三个头，说明这个牛在抬头、低头，做这些连续的动作表示在吃草，这不就是立体主义吗？我们中国早有了。所以不要自己没见过世面，到外国学了点东西回来以后就对着我们民族随意批评，这样做就错了！我们民族可学的东西多之又多。

　　我设计的福娃、国航标志，灵感都来自于民间。国航标志的灵感来自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中期青铜凤凰手杖头。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民族有着非常厚重的历史积淀，学不完！

　　艺术无法，它强调个性，强调独立性，强调民族性，这三个是屹立世界之林必备的条件。

　　一个民族败了是因为文化衰弱，一个民族兴旺也是靠文化复兴，文化很重要，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实实在在地存在。

　　“天书”与创作七字诀

　　2007年，我耗费34年心血搜集书写的古文字图录，第一本《天书》问世。这些古文字，是从散落各地的陶瓷、青铜、龟甲、石刻等残片之中当画搜集起来的，因为语音、释义都不可考，连古文字学家都不要，这些字别人不要我要。启功老师是全国政协的书画室主任，我是副主任。老先生非常精神，拄着个棍，见了我的本子，他说：“这是什么东西我怎么不认识？”我说：“这就是你们古文字界不要的东西，我捡起来的。”他就鼓励我写下去。他叨叨了不知道多少次，说你一定把它写出来。写这个很枯燥，写一页等于我画好多张画，所以有时候我就不愿意写。启功先生去世后，我大哭，在他葬礼上给他磕了三个响头，我说我一定把天书写下来。后来季羡林老师、黄苗子老师、李学勤老师、黄永玉老师都鼓励我写，所以后来就写出来了。迄今为止，《天书》出版了四本了，我现在正在写第五本、第六本。现在“天书”在文创中被广泛应用，年轻人很喜欢，我还给劳力士表设计了天书款。我感觉我不是在做潮玩，而是在“玩潮”。

　　和大家分享一下天书的创作心得，有七个关键字“选、拓、临、仿、脱、变、飞”。

　　首先我们学书法的时候千万记住，要选对帖子，这个帖子是柳公权的还是魏碑，要根据个人特点来选。我小时候上私塾，先生根据我的性格特点让我学习颜鲁公的字。颜体对我的书法风格影响很大。

　　选完之后是“拓”，就是描红。后来就对着临摹，再后来就仿着写，也就是不看帖背着写，还要写得像“老师”。“脱”是质变的前兆，必须脱壳，要有一种信念写出自己来。写多了以后就“变”了，艺术要不断求变，慢慢就成了自己的风格了。熟练了以后就可以“飞”了，自由飞翔。不客气地讲，我现在画这些牛、马、人，可以自由飞翔，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这就是下笔如有神，进入全新的创造。我现在在研究一个更难的题目：一个人，他是什么心情，就看眼神是愤怒还是喜乐。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这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学问永远是无止境的。宇宙是无限的，时间是永恒的，穷尽你的想象力你都想象不到无限是什么，永恒是什么，所以人可研究的东西太多。

　　我今天得到了认可，不是偶然的。这些年，像两张A4纸这么大的手稿本我画了128本，摞起来四米多高。我的构思本都是这样，都是密密麻麻的，走到哪儿画到哪儿。

　　最后，我写四个字“中华脊梁”，送给大家。同学们，你们都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也是世界的栋梁，国家的未来，交给你们了。

　　文/韩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