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做的盾牌：律师参与反家暴公益维权6年 最怕求助者突然销声匿迹

　　王新亮带他们去派出所报案，可因为没有证据，材料当场就被退回。

　　咨询的问题，往往是“怎么能让他别再打我”

　　刚开展反家暴公益咨询时，王新亮经常感到疑惑，自己只是给些最基本的建议，比如“遭遇家暴时一定要走出来，远离施暴者”，就能收获连绵不绝的感谢。妇女们会泣不成声，说“心里亮堂多了”。

　　时间久了他才明白，这些人的环境缺少产生勇气的土壤，支持来之不易。

　　离婚诉求被驳回后，徐义凤在娘家躲了3个多月，男方家没有一个人劝她回去。倒是她的父母和朋友不停劝说，“日子还要过”。在日后漫长的争端中，她的母亲被丈夫辱骂，哥哥被丈夫踢打，甚至用刀追着跑。可这些委屈，娘家人都忍了下来。自我安慰的话通常是那几句，“毕竟是孩子的爹”“没准再磨合下就好了”。

　　那一次，她确实选择了回家，并且很清楚自己将面临什么。在那个家庭里，公公会当着她的面，用擀面杖殴打婆婆，往婆婆身上浇开水，就像她丈夫殴打她一样。不同的是，这次回来后，婆婆开始教育她，“要学会忍让”“多为男人着想”。

　　这种思维发挥了威力：在接下来的8年多里，丈夫的拳头依旧时不时落到她身上。她开始自我反省，每次挨打后都觉得是自己错了。难过到不行时，她会想“孩子怎么办”，随后就会感觉丈夫“不生气的时候也挺好”。如果不是去年，丈夫再次把碗摔在她头上，还要拿刀去砍她的家人，她没再想过离婚。

　　类似情况不只发生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家庭。王新亮援助过一位大学教授。她的脸上时常有伤，同事每次关心地问起，都被搪塞过去。直到被殴打至重伤住院，她家庭的隐秘才被揭开——身为干部的丈夫在十几年中对她进行反复殴打。忍气吞声的原因只有一个——“面子”。

　　2015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曾透露，在我国，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选择报警。

　　在近一年半接到的600多个咨询热线中，真正试图找王新亮维权的受害者也仅有70多位。其他人咨询的问题，往往都是“怎么能让他别再打我”“怎么能安生过日子”。

　　这种期望通常很难实现。山东女子学院教授张雅维跟踪过大量家暴案例，大多呈现“第一次眼眶青了，第二次骨头折了，第三次脊梁断了”的趋势。

　　“对于家暴，应该‘零容忍’。”婚姻心理学专家宋家玉提出，很多家暴受害者总觉得，自己挨打属于夫妻矛盾，并不清楚施暴者会上瘾，“只要有了第一次，只会越来越重。”

　　宋家玉每年收到大约6000份婚姻问题咨询，其中有1000份涉及明确的身体暴力。他发现，施暴者的手段大多明确单一，有人只扇耳光，有人就喜欢把被害人踹到墙角，“这意味着他们有着明确目的性，特定手段可以令他们最好地发泄情绪。”很多人施暴后，会想尽办法表达歉意，比如下跪，写保证书，或者进行各式的物质补偿。这又使被害人收获“得到感”，经过循环往复，二人往往会形成一种“病态的平衡”。

　　这种平衡下，纵使偶尔的暴行令受害者忍无可忍，向警方求助，诉求实质上仍是“修复家庭关系”。但法律并没有这种功能，只能将施暴者拘留乃至逮捕。这种落差使得很多家暴受害者主动放弃追责。

　　魏晓玲摆脱家暴的努力也险些半途而废。她的父母对她说，要是真离了婚，他们就没脸出门。她唯一一次报警，电话那头的警察提醒她，“我要是去了，你丈夫就完了，工作也没了，你也丢人了，孩子怎么办？我看我还是别来了。”

　　模棱两可的情况也出现在司法领域。王文燕坦诚，在如今《反家庭暴力法》缺乏实施细则的情况下，家暴认不认，人身保护令发不发，怎么发，十分依靠法官的个人经验。

　　“保护令毕竟要送到施暴者的社区甚至单位，会有法官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无过便是功。这在无形中伤害受害者。”王新亮代理的一起案件中，受害者拥有两组出警记录配合验伤报告的完整证据。可主审法官说，“家庭暴力需要反复，偶尔打一两次算什么？”

　　今年，他还代理了一起证据相对充分、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家暴案件。法官一开始回复，“这边还没下发过保护令，让我们研究研究。”3个月后，法官对他说，“我们院还没发过，所以先不发了。”

　　类似的判词，几乎和6年前一模一样

　　《反家庭暴力法》推出整整21个月后，如何让纸面上的条文真正影响到千家万户，成了一线法律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王新亮今年11月发起了“中国反家庭暴力求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