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做的盾牌：律师参与反家暴公益维权6年 最怕求助者突然销声匿迹

　　首部《反家庭暴力法》推出后，山东律师王新亮案头的求助热线愈发繁忙：过去每年只响起二三十次的铃声，立法后的这一年半里，响起了600多次。

　　参与反家暴公益维权6年，王新亮最怕的，是电话那头的求助者突然销声匿迹。

　　他6年前代理过一桩离婚案，女人结婚一年，被赤身裸体打出家门10多次。她光着身子跑进饭馆，男人提着刀冲进来，饭馆老板拿刀才把他赶走。她找保安求助，气急败坏的丈夫连保安都打。她躲回娘家，愤怒的丈夫拿菜刀砍防盗门，等到警察赶到，门几乎被砍穿了。

　　尽管有多次报警记录，可当她走向法庭，等来的结果却是“感情未完全破裂”，不准予离婚。走投无路的女人选择瞒着所有人离家出走，躲到男人找不到的地方。

　　次年，王新亮在济南联合3所高校、6家律师事务所成立了“反家庭暴力建言暨维权联盟”。

　　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统计显示，全国24.7%的家庭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家暴。妇联系统每年受理家暴投诉近5万件。

　　相比之下，自2016年3月法律实施至年底，保护家暴受害者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全国法院发出总数为680份。

　　“有时原告哭得声泪俱下，我真的很为难”

　　不久前，徐义凤（化名）找到王新亮求助。从结婚第一年起，她已经被丈夫揍了整整12年。

　　暴力的开始，是口角到激动时的一记耳光。随后变成了推搡，脚踹到身上，拳砸在头上。徐义凤发现丈夫愈发武断，凡事都不与她商量，只下命令。她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丈夫揍她时，她通常蜷缩在墙角，不敢反抗。

　　2008年，婆婆不小心用热水烫到了两岁的孩子，徐义凤忍不住抱怨。丈夫冲过来，拎着马扎砸破了她的头，又摁着头往墙上撞。徐义凤缝了8针，落下头疼的毛病。没过多久，一次吃饭拉家常时，她丈夫又被某句话激怒，端起盘子敲在她头上，还把她推在地上跺了几脚。

　　忍无可忍的徐义凤决定离婚。可在法庭上，她拿得出的“证据”，仅仅是一份头被打破的病历，还无法证明是丈夫所致。最终，法院裁决双方仅有“家务矛盾”，不准予离婚。

　　在《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一大亮点。这份民事裁定规定，家庭关系中的施暴者，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依照规则远离受害者，从而起到保护作用。可问题在于，无论是申请保护令，还是在离婚诉讼中证明对方家暴以争取补偿，依旧需要严密举证。

　　王新亮表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想要证明家暴行为，一般要有出警记录，配套相应的病历或伤情鉴定书，很多受害者根本没有法律意识，也没能提交法庭所需的足够证据。“有的法官还认为一次行为构不成‘家暴’，需要反复多次的固定证据。殴打几次、程度如何，都还要看法官的尺度”。

　　魏晓玲（化名）就陷入困局。王新亮帮她打了离婚官司。她声称被丈夫殴打了8年，还经常遭遇各种侮辱，离家出走也会遭受短信威胁。可在漫长年月里，她没有留下有力证据，连短信记录也删得一干二净。丈夫在庭上坚称是“家务事”，仅仅“推搡”了她。

　　济南市历城区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庭长王文燕遇到最多的案件，往往是原告声称自己遭遇了长期、严重的暴力行为，身上也确实带着重伤。可能够上交的证据只有零星的病历，被告则对一切矢口否认。“有时原告哭得声泪俱下，我真的很为难。”但她表示，“谁起诉，谁举证”的法律原则适用于所有人，主审法官无论内心如何同情，都不可能作出“谁哭声大谁有理”的判决。

　　从《反家庭暴力法》颁布至今，她所在的法庭共发出了4张保护令，无一例外，全部备有详尽的出警记录和伤情报告。有原告试图拉来邻居作证，绝大多数情况下，没人肯出面。

　　这种情况不局限在一地。2016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近3年来涉家暴婚姻案件数据显示，在213件婚姻家庭案件中，法院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案件仅为22件，认定率为10.3%。即使在当事人提交了家暴或法院调取了证据的98件案件中，也仅有17件获得了法院认定。

　　现实中产生更大落差的，是《反家庭暴力法》将“精神暴力”也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在王新亮看来，这一领域的司法实践和实施细则几乎空白，举证难上加难。

　　去年3月，苏州两位老人向王新亮哭诉，女儿婚后遭遇长期精神暴力。据他们称，女婿新婚伊始即与女儿分床，长期辱骂女儿，禁止她与娘家人见面。直至2015年9月，女儿跳楼自杀，死前日夜不眠，自言自语，女婿都未给予关心。